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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情怀与形而上境界 2017年散文并不因取材的日常生活化，也不因选材之“小”而降低了境界和品位。相反，却能以小见大、知微见著、颇多心会。这就避免了碎片化散文写作的平面感、无知无聊感、无意义感。事实上，从“小”中看到“大”，由“无”见“有”，自“低下”发现“高贵”，这是需要更高境界的。 一般说来，人与人之间往往充满矛盾困惑，很难达到理解或谅解，这往往成为不少作家创作的困境甚至死穴。穆蕾蕾的《架下蔷薇香》（《美文》2017年第5期）这样“读日子”：“从前认为彼此理解很重要，后来明白沟通是人和神的事，理解远没有包容高大。因为理解往往像利用别人与自己的相似在证实赞美自己，而包容更多的是肯定接纳对方与自己的不同。像造物主的奥秘从来不为人所知，甚至为人所歪解抱怨一样，可造物者又何尝与人一般见识，他无数次的包容与给予使人感受到莫大的爱与抚慰——这就是没有一个人看见大自然的胸怀能不喜爱低头的缘故。我们虽不理解大自然的奥秘，但大自然默默给予我们，如果有爱，有哪份爱比这样的包容更伟大永恒？” 对于人尤其是亲情、爱情来施爱，这往往是容易的，但将爱施加于动物，尤其是那些弱小的生灵，往往需要宗教情怀。冯秋子的《冬季》（《红岩》2017年第4期）是写父亲生病的，但却更关爱鸟儿的冷暖。因为天冷前鸟儿已住进家里通火炉的烟道，所以无法通过烟道为父亲取暖。于是，“我哥哥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生灶火，烧热做饭的大铁锅，炙烤房子，为父母取暖。”面对“大鸟小鸟早晚叫唤”，一家人不仅没气恼，反而处处为它们着想。作者写道：“我踩板凳上去看鸟，小鸟全部被挤卧在草木垫里看我。它们的屎尿拉到墙洞边缘。我看见了母亲放进去的那块叠衲了好几层的布。其实她知道鸟不会使用她的布，把她的布当作褥子或者床单，只会在上面拉一些屎撒一些尿，她还是往进乱放东西。她怕鸟受冻，想不出给鸟取暖的更好办法，跟我哥哥一样，被鸟难住了。”“母亲担心小鸟掉下来，让人移走了放在墙根底下的水桶，她在地上铺了一块大棉垫。”笔底的温情令人为之动容。这一家子能舍身为鸟着想，用博大的爱呵护幼小无助的生灵，由此可知他们对于人的爱一定是值得依赖的。 对于更低级的物种甚至于无机物也能施于同情之理解，这是2017年散文更大的收获。以朱以撒的《进入》为例，它由“钉子”这个微末问题，演生出现代意识和天地情怀。作者说：“如果不是一个人感同身受觉得疼痛，对一棵树表示怜悯，同时自己又具备强大力量，明了拔取的方法，那么这棵树至死都是身怀钉子。”“不由得想到立足的大地，有多少坚硬之刺进入它的深处，永远拔不出来，夜阑更深时，能否听到它无奈的呻吟。”能感知树木之痛，并体味“大地”所受到的伤害，这是朱以撒散文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境界。 写作是需要境界的，其中天地情怀所生的博爱至为重要，由“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哲学层面亦并非说说而已。在2017年散文中，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虽并不多见，但仍有一些作品充满希望之光，并让我们欢欣鼓舞。 新的理念和新的方法 与其他方面一样，散文也需要创新，这既表现在观念上，也表现在方法上。然而，多年来散文创新就如同推着巨石上山一样艰难。何以故？因为天底下往往无新鲜事，真正的创新太难了。还因为传统往往像个巨大的锁链，没有特殊情况我们很难挣脱它。2017年散文的创新意识不强，但仍有一些创新努力和创新作品。 余秋雨是以“大文化散文”开风气之先的，其创新性不言而喻。但多年来，他的散文开始平淡下来，其大文化散文亦风采不再。发表于《美文》2017年第3期的《书架上的他》亦是一篇平淡之作，是写好友陆谷孙的，其平淡委婉之叙述深深契合了回归生活和显示本真的主旨。不过，此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余秋雨确实会写文章，平淡之事经他叙述，大有波澜壮阔之感；二是虽写友情与生活琐事，但又不拘于此，而是着力于文化问题。他说：“文化在本性上是一种错位，与社会潮流错位，与政治运动错位，与四周气氛错位。古今中外真正的文化都是如此。我们过去习惯的理论正好相反，宣扬‘文化呼应时势’‘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但那是‘跟风文化’。”他还说：“真正的文化是连‘问题’也不谈的，只着力基础建设。‘主义’和‘问题’，在文化上都只是潮流而已，哪里比得上基础建设？”“我们选择的文化就是一支安静的笔，是一双孤独的脚，却又庞大到永远无法完成。无法完成，还不离不弃。”这些观点是有新意的，它至少可以突破娱乐文化、大众文化、跟风文化的罗网，为文化尤其是基础文化找到稳固的基地与依靠的码头。 贾平凹的《当下的汉语文学写作》（《美文》2017年第5期）在诙谐幽默中包含写作伦理等重要问题。作者有三点颇有启示。一是将一己写作提升到更大范围和高度。他说：“你所写的不是你个人的饥饿感，你要写出所有人的饥饿感。而当你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民族的，或社会的、时代的命运在某个节点上契合了，你写的这个节点上你个人的命运就成了国家的、民族的，或社会的、时代的命运，这样的作品就是伟大的。”二是对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认识。他说：“从理性上我在说服自己：走城镇化道路或许是中国的正确出路，但从感性上我却是那样的悲痛，难以接受。”三是直言自己对一些农村问题的困惑。他说：“当下的农村现实，它已经不是肯定和否定、保守和激进的问题，写什么都难，都不对，因此在我后来的写作中，我就在这两难之间写那种说不出的也说不清的一种病。”这些思索颇有价值，它为2017年散文增加了深度与厚度，也有了某些新思路与新向度。 2017年散文还有一些创新性，较有代表性的有许俊文的《欢乐颂》（《散文》2017年第11期）、傅菲的《床》（《红岩》2017年第2期）、凌仕江的《僜人》（《创作与评论》2017年第2期）、朱朝敏的《行无嗔》（《红岩》2017年第6期）等。许俊文将父亲之死赋予“欢乐”送别的方式，既衬托了死亡之悲，又超越了人生苦难与死亡之痛，从而进入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超越性里。作品在题记中说：“父亲的这株水稻，终于被时间收割了；我弯下腰，在他曾经生长的地方，捡起几粒遗落下的稻子。”在结尾，作者写道：“父亲下葬的那天，雪下得更大了。走在送葬队伍前面的唢呐手，顶着漫天风雪，一路吹奏着《百鸟朝凤》，喜气洋洋的音符从村庄一直撒到墓地，置身其中的我，恍若有一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感觉。想必父亲也是。”以诗的心怀及泪中的笑，送别苦难卑微的父亲，这种对于人生的穿透力是具有永恒性的。傅菲的《床》是用心灵折射出来的最柔美的一束天地之大光，它是带着体温、经验、幸福感与感恩之心，还有对于天地自然间的生命密语，进行创造性写作的。读这样的文字如入美梦，似进仙乡，有一种丝绸样的美感与柔弱哲学。这是2017年散文的重要收获。 2017年散文还有明显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碎片化写作过多，有时要找到一篇形神凝聚的散文都难。二是私我写作过多，大我写作较少，与时代、政治、社会的关联度不强。余秋雨所说的“文化错位”固然重要，但若将“文化”与时代、政治、社会尤其是“问题”相对立，也是有问题的。文化既是寂寞中事，同时也需要与时代相呼应，难道李大钊《青春》这样的散文就没有文化，在新的时代就不需要吗？三是多数散文境界和品位还有待于提升。以余秋雨的《书架上的他》为例，整个文章多有对于“我”自己光荣历史的展示甚至炫耀，对于对立面和异己者则心怀不满，这不能不说毫无原由，但也反映了作者缺乏洒脱和超拔的境界。如与穆蕾蕾的《架下的蔷薇香》对读，这一点就非常明显。在“反面在提醒什么？”中，穆蕾蕾说：“如果接纳不喜爱的事物，即你的对立面，这点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智慧。”在《读日子》中，穆蕾蕾又说：“平庸如我，活一天，总有些对不起这些给自己做背景的大自然。大自然那么沉默忍耐包容，手脚却捧着我这样一个拥有诸多问题动不动就烦恼的俗物。”以这种谦卑心来对待人事就会获得新的体验。余秋雨的“架上”与穆蕾蕾的“架下”两相比照，两位作家的境界与品位立有高下之别。问题的关键是，余秋雨如何能获得一种谦卑，完成自己的不断成长与超越性。四是缺乏前瞻性写作。贾平凹关于乡土文学的困惑一面说明文化选择的难度，一面说明作家对于时代与未来价值观的模糊不明。因为面对中国当前的重大转型，敏感的作家要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既需要理解的兴趣，也需要文化积淀，更需要文化眼光，一种穿越历史迷雾的超前性眼光。而这一点往往是最难做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