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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世纪以来关于语言结构的理论研究
彭泽润 等 摘 要：中国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语言结构的理论研究，在语言部门划分中，“语音、词汇、语法”是必须的，“语义、文字、语用(修辞)”是可以选择的。研究语言功能的音位学得到重视和推广。在切分单位中，对仅仅作为视觉形式的“字”和形式结合内容的“词”的区分越来越明确，词意识和词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句子语法结构的形式和内容的描写和解释越来越细致、深刻。对语言结构在使用中的动态观察和分析越来越重视。 关键词：语言理论；语言结构；语音；文字；语义；词汇(语汇，语符)；语法；语用(修辞)。 中国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语言结构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下面主要从结构系统的整体认识，以及语音、语法和语用等方面来详细讨论。关于字和词的理论研究另外专门讨论。 一、语言结构系统的构成 1．“语音、语义”和“词汇、语法” 1963年，高名凯的《语言论》(科学出版社)把语言结构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析。从形式和内容角度把语言分为“语音”和“语义”，从实体的分离和结合角度分为“词汇”和“语法”。与混合分析相比，这是非常科学的。但是，作为中国第一本系统的语言理论著作，完全不考虑作为书面语形式的文字，是一个遗憾。即使1963年高名凯、石安石主编的《语言学概论》设立了“文字”一章，后来有的语言理论教材仍然不涉及文字，例如1987年郭谷兮主编的《语言学教程》(山西人民出版社)。 2．“语音、语法、词义”和“文字” 1981年，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分“语音、语法、词义”和“文字”几个部分介绍语言的结构，比较全面。但是“词义”既不能概括词汇的形式，也不能概括句子中的语义，也没有介绍与词义系统有关的语义特征分析和语义场理论。 3．“语音、语义、词汇、语法”和“文字” 1984年，刘伶、黄智显、陈秀珠主编的《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把语言的结构分为“语音、语义，词汇、语法”和“文字”5个部分。这是比较完整的体系。 1997年，马学良、瞿蔼堂主编的《普通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采用“语音、语法、语义和语义学、词汇”和“文字”5个部分的结构顺序。其中“语义和语义学”应该去掉“语义学”，才能与其他标题一致。在后面的“语言的历史和研究方法、语言与社会、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文字、语言调查和科学分析方法”5个部分中，“文字”的位置显得不太合理，淹没了“文字”在语言结构中的边缘位置。 2000年，胡明扬主编的《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采用“语音、语汇、语法、语义”和“文字”5个部分的结构顺序。把“语言的发展”叫做“语言和社会”。有“语言的应用”一章，但是没有涉及语言本身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 4．“语音(音系)，语法、语义”和“文字、语用” 1988年，王钢的《普通语言学基础》(湖南教育出版社)采用“语音、语法、语义”和“文字”4个部分的安排，不让与词有关的知识包括在语法中，最先设立“语用学”一章。胡壮麟等主编的《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也设立“语用学”一章，不过，是用英语写的。1993年伍铁平主编的《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也这样安排，专门设立“语言的变异”和“语言的使用”两章新颖的内容。特别是系统介绍语言使用行为、过程、原则，在中国语言理论教材中显得很新颖。 1994年，余志鸿、黄国营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采用“音系(语音)”和“语法、语义”3个部分介绍“语言的结构”。“文字”只是在“语言”一章简单介绍。开拓语言理论的新领域，设立了“语言的共性和类型”、“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语言的运用”、“语言学与现代科学”几章新内容。 5．“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和“语用”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的《语言文字原理》(岳麓书社；2000年修订本叫《语言理论》,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把文字在语言中的地位进行了明确分析，建立了由“语音、文字”和“语符(词汇)、语法”4个部分构成的比较完善的语言结构体系。认为语言分为书面语和口语，口语是书面语的基础，书面语分别由口语和文字，口语分别由语义和语音构成内容和形式。同时，为每个层次建立了对应的结构单位的级别系统。在操作中把“语义”隐含在“语符(词汇)、语法”中。有“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一章，设计了“语言使用流程图形”。 6．词汇、语义、文字的系统性观念的形成 1955到1958年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词汇和词汇学》相继在《语文学习》上连载，加上岑麒祥、孙常叙等人的研究，开始从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划分研究汉语词汇的系统性。1982年，张永言在《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一书中全面论述了词汇学理论。 1961年，高名凯的《论语言系统中的义位》在《中国语文》第10到11期发表，引进音素和音位的分析方法，开始建立独立的汉语语义学。1980年，朱星撰文《试谈汉语语义学》(《文史哲》第4期)，提出从语素、词、句子、段落、篇章等不同角度建立语义学。1986年，贾彦德的《语义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语义学专著。 199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的《语言文字原理》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文字理论框架，第一次提出“字”、“字组”、“词式书写”等概念。 二、音位和功能单位 1．提出音位归纳方案的多样性 1934年，赵元任在著名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中指出，任何语言音位的归纳，可以根据不同需要形成不同系统，音位单位的大小没有的绝对性，动态连续的两个元音可以分开，也可以合并当做一个音位单位，带有不同主观性考虑的方案没有绝对的对和错。这就揭示音位归纳的实质是人对自然语言语音单位的主观认识，由于对自然单位切分的标准和概括的程度不同，所以答案不一样。这也暗示我们音节、词等都存在进行音位性的概括认识和音素性的具体认识问题。 1994年，陈其光的《音位标音的几种选择》(《中国语文》第4期)进一步根据汉语方言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提出几种选择方法。 2．音位区别特征的不同性质和不同处理方式 1963年，李兆同在《关于音位分析中的语音相近原则》(《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第2集)一文中反对二分法，认为区别特征对于元音是“程度”问题，对于辅音是“有没有”的问题，对于声调是“相同不相同”的问题。 1987年，陆致极《试论普通话音段音位的区别特征矩阵》(《语文研究》第4期)采用二分法，得出12对区分特征。 3．运用音位学发明汉语拼音 为了制定汉语拼音方案，1953年，傅懋责力在《中国语文》第11期发表《北京话究竟需要多少拼音字母》，首先提出要根据音位学原理设计拼音字母，声调与元音结合考虑，引起了讨论。一般人意识到音位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岑麒祥的《语音学概论》(修订本，科学出版社，1959年)明确指出音位本身不能区别意义，是具有引起词或者语素意义改变的形式作用。大家还分析了对立、互补、相似、经济等原则。在经济原则的作用下，史存直提倡的根据声母、韵母、声调归纳音位的方式没有得到推广。但是游汝杰、钱乃荣等仍然赞同这种方式。1990年，钱乃荣主编的《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仍然采用注音字母的分析方式，就是把韵尾音素与韵腹音素合并，叫做“动音素”，这样使与元音有关的符号增加到17个，自然没有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那么经济。台湾改造“汉语拼音方案”，设计“通用拼音方案”以后遭到批评。《中国语文》2001年第2期发表王辰《“汉语拼音方案”和“通用拼音方案”》等文章，指出通用“拼音方案”缺乏经济性。《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2期发表王理嘉的《“通用拼音方案”评析》，指出“通用拼音方案”音位学理论上的不成熟。 4．把音位学原理扩大到语义、语法、文字分析 1963年，高名凯的《语言论》(科学出版社)在音素和音位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义素和义位”、“法素和法置”的关系，全面认识了语言单位都可以从自然性和功能性两个角度认识。1985年彭泽润、李葆嘉主编的《语言文字原理》进一步扩大到文字分析。1997年，柏舟在《汉字形位原理》(香港《语文建设通讯》7月总第53期)一文中提出文字中“形素”和“形位”对立统一的概念。2000年王宁在《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暨南学报》第2期)中提出了“字位”观念。 三、 句子的语法和语义 1．语法结构层次的观念逐渐明确 在汉语句子结构分析中，经历了中心词分析方法到层次分析方法的观念转变，从而使语法结构有层次性的观念逐渐明确。 1924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建立语法体系的时候，采用中心词分析方法，从逻辑上根据词在句子中的地位确定“中心词”，把不同中心成分合并，把不同附加成分合并，让它们之间建立地位对立关系，这就忽视了语言结构形式本身的线条性和层次性的矛盾。所以，他一方面说动词充当“述语”，一方面又矛盾地说“补足语”是“述语”的一个部分。 1948年，赵元任的《国语入门》(原文是英语，汉语翻译版本叫做《北京口语语法》，开明书店，1952年)第一次采用层次分析方法分析汉语的句子，把句子成分严格按照结构位置确定，使句子的显性结构(话题和陈述等关系)和隐性结构(动作和事物的语义关系)得到区分。 1961年，丁声树等人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进一步完善层次分析方法，建立了句法结构类型：主谓、补充(中补)、动宾(述宾)、偏正(定中、状中)、并列。 2．中心词方法和层次方法的讨论 1981到1982年，《中国语文》为了配合“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修订，开展了句子分析方法的讨论。史存直等坚持中心词分析方法，认为这样既适当尊重层次又特别尊重内容。华萍(邢福义)、陆俭明等主张层次分析方法，认为中心词方法缺乏层次观念，缺乏科学的一贯性。卞觉非、陆丙甫主张结合两种方法结合。黄伯荣主张分工，用层次方法分析词组，用中心词方法分析句子。吕冀平也主张分工，用层次方法进行研究，用中心词方法进行教学。以后层次方法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3．语法范畴不只是体现在词的内部形态变化中 1960年，高名凯的《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认为，汉语语法还存在虚词、词序等外部形态体现的语法范畴。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区分应该从词法向句法贯彻。 4．向语法的隐性结构关系深入 广义的语法应该包括语言形式(语音、文字)和内容(语义、口语)的结构法则。狭义的往往指语言内容上的结构法则，而且一开始只是注重宏观的显性的部份。在国外格语法学派的带动下，汉语语法研究越来越向语法的隐性结构关系深入。人们把显性的结构关系叫做“语法”，而把隐性的结构关系叫做“语义”，把依赖语境的不稳定的结构关系叫做“语用”，其实它们是不同概括程度，不同观察角度的语义结构关系。 1955年，吕冀平在《语文学习》第7期发表《主语和宾语》一文，引起“主语和宾语问题”的讨论(《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中华书局，1056年)。关于主语和宾语的确定，传统的中心词分析法根据语义深层的施事、受事确定，层次分析法根据结构表层的位置先后确定。1956年制定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是一个表层和深层兼顾的妥协方案。 1958年，胡明扬在《中国语文》第3期发表《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一文，引起“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相结合的研究原则”的讨论。1961年，朱德熙在《中国语文》第12期发表《说“的”》，开始使用转换分析方法在表层和深层结构之间进行分析，引起了方法上的讨论。 1980年，朱德熙在《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第2期)中明确提出“显性语法关系”和“隐性语法关系”的区别。1983年李芳杰的《定语易位问题》(《语文研究》第3期)认为定语位置移动不存在，应该分别当做状语、谓语(有人认为是分句)。1986年陆俭明的《周遍性主语句及其他》(《中国语文》第3期)也认为不存在宾语提前的事实。这是典型的表层结构分析。 1983年陈秀珠的《语义在语法中的作用》(《华东师大学报》第3期)，1984年徐思益的《论句子的语义结构》(《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都强调透过句子表层结构，深入深层的语义结构，并且进行转换研究。 5．词的“语义方向”、“语义角色(格子)”和“语义配价” 句子中的词在语义上一般以动词和形容词为核心，总称谓词。谓词涉及的名词由于跟动词的关系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角色或者格子。谓词指向哪个角色就出现语义方向问题。谓词必须涉及哪些角色或者多少角色就会形成语义配价问题。有人也注意到了名词也可以成为语义核心。 1944年，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使用“方向”概念表示动词涉及的角色。1978年，朱德熙在《“的”字结构与判断句》(《中国语文》第1到2期)中使用动词的“向”(语义方向)的概念分析句子结构。1979年，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又使用“语义指向”。以后，“语义指向”的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1996年，沈开木的《论“语义指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系统探讨了语义方向问题。 1983年，李临定的《宾语使用情况考察》(《语文研究》第2期)开始引进“受事”、“施事”、“工具、目的、结果”等语义角色或者语义格子概念分析汉语不同名词和动词的关系。 2000年，鲁川的《交易类四价动词及汉语谓词配价的分类系统》(《汉语学习》第6期)通过6大类87小类，指出汉语“买”、“卖”等交易动词有买主、卖主、商品、价格4个配价成分。 2003年范晓的《说语义成分》(《汉语学习》第1期)指出语义成分系统有动词核心结构和名词核心结构的不同。 6．从认知心理角度分析和解释语义关系 在20世纪后期，人们开辟新领域挖掘出相同结构形式中的不同的隐蔽的意义关系，参见，袁毓林的《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张敏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储泽祥的《名词及其相关结构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论著。有的对一些常见现象进行了深入解释，例如，储泽祥的《数词与复数标记不能同现的原因》(《民族语文》2000年第5期)提出汉语“们”不是简单的复数标记。张谊生的《“n”、“们”的选择限制与“n们”的表义功用》(《中国语文》2001年第3期)认为现代汉语的“们”不是表示“复数”语法意义，而是表示“群体”语义特征。2002年，童盛强的《“们”的定指意义》(《中国语文》第3期)进一步认为“们”还有定指意义，指特定的一些人。 7．“3个平面”和“3个角度”的语法研究视野 1981年，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最早提出3个平面的观点。1985年，朱德熙的《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提出语法分析的结构、语义、表达3个平面。1985年，胡裕树、范晓的《试论语法研究中的三个平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明确提出句法、语义、语用3个平面相结合的理论。 1991年，华萍(邢福义)的《现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两个“三角”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提出小的3个角度：表面、里面、价值，与3个平面一致；又提出大的3个角度：共同语(普通话)、方言(汉语方言)、古代语言(古代汉语)。 8．从语言普遍结构类型角度解释个别语言的语法 2001年，陆丙甫《从宾语标记的分布看语言类型学的功能分布》(《当代语言学》第4期)，刘丹青的《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中国语文》2001年第5期)以及2002年崔希亮的《空间关系的类型学研究》(《汉语学习》第1期)等，都试图从语言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中探讨特定语法现象。 四、语言的使用 语言的使用在20世纪得到全面的研究，进一步增强人们对语言特别是口语的动态观念。 1．修辞学的出现 1932年，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不仅系统地分析汉语使用技巧，而且从语言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角度把修辞分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种类型。 2．修辞学和语法学结合 1951年，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连载，把修辞学和语法学结合起来普及语言知识，开创了一条新道路。 在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的倡导下，1987年，《修辞学习》等刊物发表了关于“语法修辞结合问题”的讨论文章。林金文等赞同，杨华等反对，认为学科交叉不等于学科结合。 3．修辞学的语言学性质和语境 1961到1964年展开了“修辞学属于语言学还是言语学”的讨论。张世禄(《文汇报》1961年2月25日)、高名凯等认为修辞学属于言语学，不属于语言学。王德春(《文汇报》1962年3月1日，《学术研究》1964年第5期)等认为属于语言学的新学科，是语言使用的科学，并且强调语境研究对推动修辞学的重要作用。 4．修辞格的认知分析 2001年，刘大为的《认知性辞格与表达性辞格》(《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认知性辞格的产生与词义在性质和程度上的“不可能特征”有密切关系。 5．关心文学、广告、法律等领域语言的应用研究 1987年10月，华东修辞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文学语言研讨会”。刘大为认为应该用语体学方法揭示文学语言的语言价值变异特征和变异原因。 其它研究成果如：曹志耘的《广告语言艺术》(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余志纯的《法律语言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张颂主编《中国播音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0年)等。 6．篇章学和语用学得到重视 1983年开始，廖秋忠的《现代汉语篇章中空间和时间的参考点》(《中国语文》第4期)、吴启主的《句群研究简论》(《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陈平的《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中国语文》1987年第2期)和《话语分析说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沈开木的《句段分析》(语文出版社，1987年)、王福祥的《汉语话语语言学初探》(商务印书馆，1989年)等论著，从交际角度探讨句子的组合和各种意义，使人们更加关注交际中的动态语言研究，例如交际中对语境等各种因素的选择、控制等。 1988年，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和1989年出版的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上海教育出版社)，对语言的交际使用进行了全面探讨。1996年，沈开木的《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商务印书馆)系统地论述语言交际过程中怎样在现场和背景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信息处理的决策和语用信息的推导，等等。 7. 应用语言学范围的扩大和理论探讨 1980年，吕叔湘的《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读书》第4期)提出，几乎所有讨论语言的书，只说语言工具的结构，不说“人们怎样使唤这种工具”。 1984年，为了适应经济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1997年开始归属“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1986年，研究所创办《语言文字应用》刊物。这就推动了包括语言信息处理和语言教学在内的各种语言应用问题的研究，还制定了一批语言应用规范和标准。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与实施，也推动了对建立和完善语言法律法规的研究。 1999年，于根元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华语教学出版社)从模糊、中介、动态、层次、人文、潜在、功能等角度介绍有关语言应用的理论。 1999年，许嘉璐、陈章太主编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许嘉璐认为，进入20世纪后期，语言学不仅跟哲学、理科，而且跟工程学密切相关，要把语言的哲学思考和应用工程两条道路打通才有前途。许嘉璐说，只有拼音才能使计算机汉字输入实现人人容易使用的目标，让计算机懂得什么是“词”是汉语信息处理中最重要的问题。冯志伟把语言学分为理论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应用语言学3个平行领域，应用语言学分为语言教学、语言规划、语言信息处理3个主要领域。 参考文献 ［1］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2］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 ［3］陈建初,吴泽顺.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词典［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北京：中国语文.2000,(6). ［5］董昆.新时期语言学应用研究概述［j］.北京：语言文字应用.1999, (4). ［6］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7］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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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and more exactly and deeply ,and dymatic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language structure in using attain more attention. Key words: languge theory; language structure;pronunciation; writing; sematic meaning;vocabulary;grammer; pragmatic 作者简介：彭泽润，男，1963年出生，湖南衡山人，博士，副教授，有《衡山方言研究》、《语言理论》、《小学生多功能字典》等论著。袁先锋，女，1979年出生，湖南双峰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丘冬，女，1980年出生，广西贵港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