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日，《金瓶梅》《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法语译者、法国汉学界巨擘雷威安（André Lévy）在波尔多与世长辞，享年91岁。次日，法国《世界报》网络版中最为悲情的“逝者”专栏发布讣告，将这位大师的陨落告诸法国民众。雷威安生前所任教的波尔多第三大学亦撰文吊唁了他的逝世，并将其称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之一，高度肯定了他对法国汉学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辗转一生
    1925年11月24日，雷威安出生在中国天津的一个法国犹太人家庭，其父辈的故乡则在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们一家始终居住在天津法租界，父亲经营着一家钟表珠宝店，雷威安年幼时曾由一位满族乳母照顾长大，后在租界内法国人创办的小学里接受法国式的教育。可以说，在中国度过的孩提时光在雷威安人生记忆的开端留下了深深的印记，2006年，时年81岁的雷威安接受了法国《跨文学》杂志的专访，回忆起70年前的中国童年，他坦言，虽然自己那时并未习得如何阅读中国文字，却已然对置身其中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儿时萦绕在他耳边、停留在他记忆里的中国人所讲的口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日后的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因为在他看来，“中文白话更能慰藉我的思乡之情”。
    1937年，大战在即，雷威安随家人被迫搭上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离开中国，回到故土法兰西。不久，纳粹之火在欧洲燃起，犹太人身份迫使他们一家再度踏上流亡之路，举家迁往马赛，后又逃到奥弗涅地区。为抵抗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和维希政权的统治，雷威安和长兄雅克·莱维一同加入了游击队，不幸的是，雅克在抵抗运动中被捕，最后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战后，雷威安进入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研习中文和印地语，并且同时在索邦大学学习梵语。在校学习期间，他与来自挪威奥斯陆的学生、作家安妮-玛丽互生情愫，两人不久后便结为夫妻。毕业后，雷威安先后于1950年和1954年赴印度和斯里兰卡教授法语，后成为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专员。1958年，受越南战事影响，雷威安任法国远东学院代理院长，主持将该学院总部从河内迁往巴黎的相关事宜。
    在越南的短暂逗留为雷威安带来意外收获。当时，河内的不少书商都会售卖中国书籍，雷威安淘书时偶然发现了一种在巴黎学习中文时从未接触过的文学类型，即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被这一独特文学形式深深吸引，他决定将17世纪中国白话短篇小说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为获取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雷威安于1959年赴日本，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的中国古籍馆藏中寻觅研究文本。1966年，他离开日本前往香港，仍然以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的身份继续深入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69年，波尔多大学（如今的波尔多第三大学）聘请雷威安为中文系主任。1980年，他作为法国大学代表团成员访问南京大学，这是他阔别中国42年以来第一次回到故乡。1981年至1984年，他受邀前往巴黎第七大学担任东亚语系主任，后再次回到波尔多大学任教，并于1995年成为波尔多第三大学名誉教授。1992年，法国文化部授予雷威安“艺术与文学勋章”司令勋位。1998年，他荣获法国学术、教育界最高荣誉勋章——“学术界棕榈叶”高等骑士勋章。
    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
    雷威安对法国汉学界的主要贡献在于其对16、17世纪中国俗文学的翻译与研究。1999年，他在波尔多的寓所接受钱林森教授专访时表示，当初之所以将中国俗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俗文学“有可能使我们倾听到除文人、官吏以外的另一些声音”。在他看来，“文学既不是对社会简单的反映，亦非意识形态卑微的仆人”，而俗文学这一体裁恰恰反映了中国“某个时期的特殊风貌”，甚至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雷威安的第一个译作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于1970年出版并收入“认识东方”系列丛书，是他从明代小说家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两书中各选6卷汇编而成的话本小说译集《雌狐之爱：古代中国的商人与文人》。鉴于《拍案惊奇》的若干卷当时在中国已无迹可循，雷威安在友人协助下才得以在日本获取缺失部分。1971年，他的第一部研究论文集《中国长短篇小说之研究》出版，其中收录的12篇文章几乎都写于香港，内容涉及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的叙事技巧、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等方面。次年，雷威安与勒内·戈尔德曼根据冯梦龙编著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中的7篇话本小说汇编成短篇小说译集《西山一窟鬼》。1981年，雷威安又从冯梦龙纂辑的“三言”中选取9卷汇编成中国古代“侦探小说”集《一鸟害七命》。
    雷威安凭借《17世纪白话短篇小说：中国文学中一种叙事类型的兴衰》一文于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汉学家谭霞客（Jacques Dars）对其论文极为推崇，认为这位学生将来会是一位大师。论文评审委员会主席艾田蒲早在60年代就计划在七星文库中推出法文全译本《金瓶梅》，读到论文后，他当下决定将翻译重任交给雷威安。事实上，《金瓶梅》在法国早已有译本，但无一例外都是缩译本或节译本，尚未有人直接从中文将小说完整译为法语。由于《金瓶梅》在当时的中国被列为禁书，译者是根据日本保存的影印版足本《金瓶梅》翻译的。雷威安用整整7年时间完成了《金瓶梅》的翻译，1985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全书近3000页。对于作品语言风格的再现，雷威安表示，自己使用了一种并不过于具有文学性的语言，它既不是对西方古典作品的模仿，也不是那种过时的语言，而是一种相当平实的语言，好让中文的语言特征自行显现。他也承认，这是一部非常难读的小说，其中的某些段落含义隐晦，他也不敢自称完全理解，16世纪中国妓院中所使用的一些切口、黑话的确切意思也让人难以把握。
    1986年，雷威安选译了大量中国文人在1866年至1906年间访问欧洲时写下的游记，并辅以细致的介绍、评论和补充性文字，一并收入《美好年代中国文人欧洲游记》一书。此后，雷威安用两到三年的时间为伽利玛七星文库译成了《西游记》的第一个完整法文版，于1991年问世。《西游记》在中国的评注已经相当完备，他在印度学方面所掌握的知识也使翻译相对容易不少。1992年至1993年，雷威安将目光转向唐代传奇，先后编译出版了《中国古代爱情与死亡故事》和《中国古代奇幻与神怪故事》两部小说集。长久以来对佛学怀有浓厚兴趣的雷威安于1995年出版了著作《佛教的朝圣者》，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中国古代僧侣向印度朝圣的历史画卷。两年后，雷威安基于自己对中国明清时期民间诗歌的研究，从诸如冯梦龙的《挂枝儿》等民歌集中选取了100首诗歌编译成了诗集《中国古代一百首情诗》。在儒家典籍方面，1994年，雷威安重译了《论语》，后又于2003年推出由他重译的《孟子》。
    90年代初，雷威安开始翻译《聊斋志异》，1996年先行出版了全本十二卷中的前两卷，上下两册厚达2000页的全译本最终于2005年由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发行，雷威安也就此成为将这部清代文言小说集完整译入法语的第一人。
    对明代文学的关注和研究自然将雷威安引向了对明代戏剧的翻译。为配合1999年巴黎秋季艺术节上美籍华人陈士争导演的《牡丹亭》的上演，法国交错音出版社请雷威安翻译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全本，这也是目前为止惟一的法译本。2007年，雷威安又为该出版社翻译了汤显祖的另一部戏剧《邯郸记》。
    雷威安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并不多，但亦有所涉及，翻译了诸如李晓的《门规》、白先勇的《孽子》和《台北人》、九丹的《漂泊女人》以及李昂的《迷园》。
    在学术研究方面，自1974年博士毕业后，雷威安对中国文学的探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除上文已经提及的著作外，从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他在法兰西公学院参与出版了多册《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分析与批评概览》。1991年，法国大学出版社“我知道什么”书系出版了雷威安的著作《中国古典文学》。在该书中，雷威安遵照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顺序，以春秋战国时期为起点，回溯了清朝灭亡之前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类型，为对中国文学不甚了解的法国读者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知识性读本，也为中国文学研究者作了时间轴上的梳理。2000年，雷威安号召和领导46位法国汉学研究者合作编纂了《中国文学词典》，条目涉及作家、作品、文学体裁、文学流派等，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既是一本明晰实用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内容全面的理论著作。
    大师走好
    雷威安生前指导过的学生、汉学家皮埃尔·卡泽尔在哀悼雷威安的文章中写道：“雷威安于10月3日溘然长逝的消息让所有忠实的读者们都陷入了深深的悲伤，7年前谭霞客的逝世已经给法国汉学界带来了巨大损失，如今雷威安的离去又留下了一块空白。他们两人为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法国读者奉上了中国小说和古代散文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曾负责出版《金瓶梅》的七星文库编辑雅克·科坦回忆起与雷威安共事的经历时称：“他的身体和灵魂里装着整个中国文明。”伽利玛出版社“中国蓝”书系主编、译者热纳维耶芙·安博-比歇更是毫不夸张地说道：“中国是他的全部生命。”生命虽有终点，但作为译者和学者，雷威安在身后留下的译作和著作都将在更为浩渺的时间维度中继续存在下去。
    请允许我将法国汉学家戴文琛纪念雷威安悼文的最后一段话译为汉语为本文作结：
    归西了！天津钟表匠的儿子又一次“回到了西方”。它不再是年轻的犹太男子返回即将被纳粹占领的法国的一次险象环生的归途，也不是译者追随朝圣僧侣的脚步寻找阿弥陀佛之乐土的一次坚韧不拔的探索，令人伤心的是，它仅仅是中文里用来表示人死后去向的常用表达方式……不管怎样，但愿这条归西之路能把雷威安带往极乐世界般的岩洞之中，但愿途中会有骁勇的同伴为他保驾护航，助他战胜冥府的重重陷阱。而我们这些留在人间微不足道的中文译者啊，如今一定都觉得自己有点像那群小猴子，待在洞里沉痛怀念它们的猴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