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得好，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那就是文化的形式。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必定能够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文化自信六个“更”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文化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思考，在这些思考中，“文化自信”的思想特别重要。2015年11月，在会见“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外方代表时，习近平同志说：“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里完整提出了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而且明确其关系是“3+1”，而不是简单并列。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然后，在“七一讲话”中说到，“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至此，文化自信的意义，在前面所提三个“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更”，四个自信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关系，需要深入学习和领悟。
    学习与领会文化自信思想，首先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文化自信的六个“更”？ 弄清了这个问题，文化自信对其他三个自信的特殊关系也就能够理解了。所谓六个“更”，也就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表述，把这六个“更”稍微梳理一下，可以看出其意思是从时间与空间的定位，一方面是时间的长久性，另一方面则是空间的广泛性，这是基于文化与人之关系而提出的，是对文化具有长久而广泛影响人的特征的承认，从而确认文化自信是更重要的一种自信。在文化学研究中，这一特性是公认的，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就认为，“文化的许多因素并不为人所感觉到，因为它们是从某个以往民族那里传承到人类共同血液中的。我们应当时刻意识到，这种无意识的文化成果的积累不仅发生在每个民族中，也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这里，既有对其历史传承性的确认，也有对空间广泛性的确认。
    文化自信六个“更”的时间意义
    首先，六个“更”中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揭示了文化在时间上对人的长久性影响，是由文化的代际传承性所决定的。
    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存在的一个概念，人是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进化并形成的，改造的成果及其过程就被称为文化。从词源学来看，西方的文化概念可溯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Culture）一词的语言形式是Cultura，来自拉丁语Colere，意思是耕耘、培植。因此，在德语、英语、法语中，“文化”一词都兼有培植、栽种之意。在远古时代，由于农耕活动受自然的限制大，人们不懂得自然现象的奥秘，只好当作神的意志来对待，为了农事的顺利，通过祭祀活动向神表达自己的愿望。这样，“文化”这个词与巫术宗教也密切相关。而在汉字中，与文化意义最相近的是艺术，而艺字的象形字正是表示一个人跪着种庄稼，《说文》解为：“藝，种也。”
    尽管耕耘、培植的结果是地面上长出了植物，与自然过程相仿，但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人的行为结果。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特殊的类存在物即人类。马克思将人类生产的历史和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称为“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能够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即让人意识到人之伟大、杰出。
    由此，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提及，有西方学者将文化解释为：文化是由解决问题的传统方法构成的，所谓“解决问题的传统方法”，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反应形式”。在一种文化中，大家都接受这些反应形式，因为它们在实际生活中行之有效，因此，文化是由学习得来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构成的。显然，对人类来说，首要和最初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生产实践——文化之源头。
    如果说，被改造的自然可称为广义的文化，那么，所谓“直观自身”的活动就是狭义的文化了。这种最早的狭义文化活动，肯定要早于文字的形成，因为当时并没有传播载体，那么它是如何延续下来的呢？那就是依靠传承，即口头的和手把手的方式，让下一代在被改造的对象世界（工具、开垦出来的土地）面前知道如何进行这种最早的文化活动。这样一种传承方式，当然能够适应于任何人，产生近乎遗传一样的本能。
    美国学者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在引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的论断“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是一种几近一贯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时，就补充说，“口头传承便是文化的一种手段，它反映了这种模式化的过程”。另一位学者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在《回忆》中考证了，在非洲不识字的人对低水平的“死记硬背的再现”有特殊的能力。这种社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内在记忆来传播文化，来在代际之间传递知识和习俗。但是，他们并不以完整的形式记住每件事情,也就是说，不会一字不差地熟记它们。他说自己认识的很多人根本不能连贯地叙述葬礼或成年仪式的复杂程序。但当这些仪式真的开始时，一个活动就会引导着另一个活动，直到一切都被完成，一个人的回忆将帮助另一个人。
    由于早期文化起源于人的进化，并仅仅依靠口头与手把手就能够长久传承，这就奠定了文化的长期积淀性质。到文字产生以后，文化传承的方式更是有了新的载体，其延续性更是不容置疑。特别在中华文化中，汉字是惟一由远古存活至今能够走入数据时代的起源文字，其使用时间迄今至少已超过3300年，汉字还是惟一不需解谜的起源文字，使用人口最多，印刷书籍也最多，也就是说，汉字这一文化形式成功地长期负载了特定的文化理念。应该说，文化自信之所以具有时间上的基本性、持久性、深沉性，理由就在于此。
    文化自信六个“更”的空间意义
    其次，六个“更”中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揭示了文化在空间上对人的广泛性影响，这是由文化的感性特征所决定的。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形式，凡人之创造物，均可称文化。文化一方面展示出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给人以影响，使人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文化人。
    由于文化形式是多样的，不同文化形式对人的影响程度、速度是有区别的，形成广泛性影响的差别。具体地说，在观念文化和器物文化中，当然是器物文化的影响更直接、简易，这就是生产工具——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文明形式能够不断超越传统观念而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工业革命的成果最终为全球任何地区所接受。而在观念文化本身来说，感性特征突出的文化之影响力要比理论逻辑特征突出的文化更直接、简易。比如说，艺术、宗教、民俗就比各种理论学术要容易产生影响，即广泛性影响更大。
    《吕氏春秋·古乐》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显然，这就是一种简单而感性的带有民俗性质的文化活动——古之先民以大众化的歌舞形式来传达复杂的理念，将祖先的由来与自然万物以及历史人物的实践构建为一个整体，内含本体论、历史观与原始的宗教信仰。
    显然，民俗这种文化形式对人的影响之广泛性，是超越于一切理论形式的。以中国人的春节而论，由于这是一个年度的轮回，中国人便赋予其隆重的礼节意义，而且需要以全家人欢聚，特别是儿女回到父母身边的形式来实现。因此，春节的“回家”便成为这个礼节的必须形式，在春节回家这个礼节面前，一切时间和空间的障碍都不是理由，由此创造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人口流动奇观，这本质上是一种朴素的民族认同，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现。人们也许不知道其中的理论内涵，但所有的人都会服从之。
    至于审美文化，鲁迅当年在谈到诗歌起源时就说，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大家予以应和。这样就成了公认的规则，而其之所以容易得到公认，因为其采取了感性的形式（韵律与节奏），对接于人人都有的节律感。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分析艺术之奥妙时说，“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王国维论断的意义在于，他提出了艺术能够广泛影响人的三条理由：沁人心脾之情，在人耳目之景，如其口出之事（即能够与日常生活对接），其影响力、感染力均在于审美文化的特殊形式即感性化形式，能够直接与大众的感受能力相吻合。
    以具体理论命题而论，在理论形态的价值体系中，爱国主义为什么是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价值观呢？须知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长历史中，国家之形成以及具体国家存在的合理性，都需要在理论学术的层面去深化，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简单理解的。但是，惟有借助审美形式，爱国主义主题才能够直接进入大众的内心。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审美体验蕴含着人的一般感觉所不可企及的无限可能，只有在艺术作品中，这些可能性才能变成现实性，“它们显露出来并且有了明确的形态。展示事物各个方面的这种不可穷尽性就是艺术的最大特权之一和最强魅力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依据文学史概括出，“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可以说，爱国主义渗透入民族个体的血液之中，审美文化功不可没。
    可见，由于文化具有感性特征，文化更容易存活于最广大的人群当中，更容易产生广泛性的影响，这就决定了文化自信具有空间上的深沉性、基础性、广泛性。
    至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为什么要特别地揭示出文化自信的六个“更”呢？就是因为，只有借助于这六个“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才能让政治家、理论家的成果走进大众的世界，让大众在容易感受和传达的文化方式中，理解和接受颇有专业特征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马克思说得好，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说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那就是文化的形式。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文艺家与群众文化工作者既肩负着时代的使命，也拥有特殊而广阔的创造空间，必定能够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