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年度的俄语文学，犹如平静中涌动波涛的海面。一方面，这一年出版的文学作品，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而言，新颖独特、富有创见性的并不多见，文学创作继续呈现出平淡甚至衰颓的景象。另一方面，历史题材小说、非虚构作品相对来说战果丰硕，而最为重要的是，非虚构创作在这个文学年度获得了俄罗斯文学界空前广泛的认可与关注。
    主题词：2016年度俄语文学文学“间歇期”历史题材与非虚构当代题材与时空宏阔
    几部重要作品
    不夸张地说，列昂尼德·尤泽福维奇的纪实作品《冬天的路》，是2016年度俄罗斯最成功的小说。从三个最具声望的文学评奖（俄语布克奖、民族畅销书奖、大书奖）中捧回两座奖杯，这份独一无二的殊荣，使它成为这一年乃至今后更长时间当之无愧的现象级作品。
    《冬天的路》最初在俄罗斯《十月》杂志2015年第3、4、5期上连载，2016年推出单行本，全名为《冬天的路 А.Н·别别利亚耶夫将军与无政府主义者И.Я·斯特罗德在雅库特 1922—1923：纪实长篇小说》。四百三十二页的篇幅，凝聚着作家二十余年搜集和研究相关档案资料的心血。
    小说讲述了俄罗斯国内战争期间被湮没的一段历史事件——1922年至1923年阿纳托里·别别利亚耶夫率领一支队伍向雅库特发起的进攻。在俄罗斯的“大历史”上，1920年代国内战争的这场终结之战，仅仅作为一次“冒险事件”被苏联时期的教科书一笔带过。而作为专业的历史学者，尤泽福维奇恰恰被这件“不起眼的小事”所打动：“在西伯利亚志愿者远征这件事上，红军和白军都显示了他们最好的一面。这起地方性事件之所以令我感动，是因为它在没有残忍、没有暴行和仇恨的情况下结束了国内战争。这是它与其他所有此类事件的不同之处。”这也成为促使作家把那段历史如实呈现出来的原动力。
    1922年8月，俄罗斯国内战争末期，原高尔察克军队中的将军别别利亚耶夫放弃了已经稳定下来的安逸生活，集结起一支志愿队伍，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开赴雅库特纵深地带，去支援对布尔什维克心怀不满的当地暴动者。红军方面与他们敌对的，是由无政府主义者伊万·斯特罗德指挥的军队。在这场以两位指挥官的交锋为主的对决中，斯特罗德取得了胜利。此后别别利亚耶夫坐了十三年监狱，斯特罗德则被授予多枚红星勋章，并在军事院校完成了学业。不过令人唏嘘的是，两位主人公终究殊途同归：斯特罗德于1937年被枪决，别别利亚耶夫也在大约半年后的1938年初被击毙。小说严格遵照历史事实写成，揉入了俄罗斯国内战争期间敌对双方的几位将军、其他历史人物及事件亲历者的传记成分，对两位主人公的描写更因其文献资料的完整而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俩率部在冰天雪地的雅库特雪原上可悲的对立、他们各自的生活、爱情和最后的死亡，构成了全书的中心。
    这部小说获得了极高评价，被誉为“纪实史诗的巅峰之作”和“文艺作品的范本”。它的成功源于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中立的叙事语调、人物形象的精心构建、精致的细节描写、精心的布局谋篇等因素。
    作为一部纪实性的非虚构小说，叙事的真实客观乃第一要务。对于这一点，尤泽福维奇在关于《冬天的路》的一次访谈中提到：“我的书里没有一点杜撰。”作家、评论家伊丽娜·鲍加特廖娃也指出，这部小说“直到最后一个句号都是经过认真核对、有凭有据和准确的——以历史为依据的”，她更进一步认为，“列昂尼德·尤泽福维奇在《冬天的路》中尝试完成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创作一个文本，在这个文本中，作者的随意性降到了最低，而所有重点都集中于事件本身。”作家在叙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无偏见性、立场的中立，是小说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尤泽福维奇既不偏袒白军，也没有站在红军一方，而是单纯将处在复杂历史形势及恶劣自然环境中的双方及其对垒情况原原本本地予以呈现。在他笔下，进军雅库特的战事跳脱出了意识形态评判框架，而两位主人公都各有令人喜爱和不足或犯错的时候。这样的叙事口吻和立场，使得作品免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捆绑，同时也为作家和读者能够获得深度思考历史事件及人性本身的自由提供了条件。
    作为一部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冬天的路》具有高度的艺术性。这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即便在主人公的刻画方面，尤泽福维奇依然坚定地以史实为依据。别别利亚耶夫与斯特罗德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家称，在写作过程中自己“无法为他们补写那些他们没有过的举动”，“对他们的控制要比小说家对自己人物的控制少得多”。这在客观上避免了一些历史小说中将主人公塑造成某种特定人物的程式化，反而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和立体。而要做到这一点，深入的细节描写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尤泽福维奇笔下，别别利亚耶夫和斯特罗德通过一系列普通的、人性化的行为、手势及内心活动，真正地获得了生命力。
    在小说中与现实中一样，别别利亚耶夫和斯特罗德都是勇武而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在战争中保持了内心的善良。除去军人身份，别别利亚耶夫还是位诗人，斯特罗德也是一位作家，在战争结束后出版有若干小说。他俩在战争中都梦想建立一个理想的人民政权。而他们最主要的不同在于政治立场恰好相反。即便在战后，两人的思想也还是发生了相反方向的逆转：深受政府恩遇的红军将领斯特罗德在生命结束之际退了党，甚至威胁杀死国家最高领导人；而白军将领别别利亚耶夫在蹲了十三年大狱后，却发自内心地忠诚于苏维埃政权。在谈及小说的创作初衷时，尤泽福维奇表示：“引起我关注的不是白卫运动本身，而是作为一场民族悲剧的国内战争。我感兴趣的是两军对垒中的具体人物，与他们的旗帜颜色无关。”或许，对于写作过程中的尤泽福维奇来说，发生在雅库特的最后这场战事是一个谜，别别利亚耶夫和斯特罗德怎样在战时非人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灵魂的高贵、在战后又是怎样发生了思想上的相互逆转，也是一个谜。而在小说写作结束后，谜底揭晓，我们不仅切近而清晰地感受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透过历史的迷雾认清了深藏于人内心深处的东西，认清了人性的永恒……
    尤泽福维奇1947年生于莫斯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乌拉尔地区度过。大学毕业后到外贝加尔服役，之后从事多年历史教学工作。1977年发表处女作，但直到2001年由他创作的系列历史侦探小说问世后，他才在俄语文坛打开了知名度。2016年之前，尤泽福维奇主要以著名历史侦探小说家的身份活跃于俄语文坛。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雅科夫的梯子》是2016年的一部畅销书。她把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称作“沉重到不可思议，几乎力所不逮的工作。”小说的创作由头来自于作家的一次偶然发现：“2011年我发现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从很早以前，我祖母去世的时候起，这个夹子就一直保留在我家。我在里面发现了她和祖父的通信，从1911年开始，持续了很多年。”
    雅科夫·奥谢茨基是一位性格诙谐幽默的知识分子。他身陷囹圄，在劳改营里写信与妻子玛露霞保持联系。多年后，他们的孙女诺拉发现了这些信件，之后她透过日记、书信、电报及记载祖父私事的档案资料，一步一步进入这位与自己只有一面之缘的祖父的世界。而在现实生活中，诺拉作为剧院的一位舞美师，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
    小说情节跨越了几乎整个20世纪，在此期间俄罗斯的国家史、主人公的家族史以及不同时代人的心灵发展史相互交错，形成一部独特的史诗。在内容上，历史作为重要的主题出现在小说中；在形式上，它还是作家用以展开叙事的线索。作家透过女主人公诺拉祖父母的通信和诺拉本人的人生经历与家庭生活，演绎了奥谢茨基家四代人曲折跌宕的故事。祖父雅科夫与妻子自1911年至1936年的通信是小说的一条重要情节线索。他俩自幼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成年后相互爱慕，结为夫妇，然而祖父遭到了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受尽磨难。通信成为连接这对夫妇的唯一纽带。他们的友谊、婚姻与家庭生活在两人的往来书信中得到了呈现。雅科夫夫妇代表了传统而不幸的一代。诺拉的家事则构成了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在这条线索中，交织着20世纪俄罗斯另外三代人的命运：诺拉的父母是政治高压时期成长起来的沉默而毫无个性的一代，她小时候他们就已离异，与她并不亲昵；诺拉在“解冻时期”长大，是叛逆而“开放”的一代，她处事任性，私生活混乱；诺拉的儿子尤尔卡则出生于1970年代，在“停滞时期”和苏联解体年代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是典型的颓废与迷惘的一代。受时代环境所限，他们不可能成为别样的人，各自身上深刻着时代的烙印。
    乌利茨卡娅不以控诉时代、控诉社会作为创作这部小说的最主要目的。一方面，她试图以写作来对抗遗忘。小说中对真实存在的书信、日记、档案等资料的大量运用，客观上正是对历史的另一种记录方式。个人与家庭的命运被作家精巧地编织在时间机器上，革命、饥荒、战争等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主人公的性格、情感一起，在作品中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小说的名字本身就和故事情节一起，喻示了作家的另一个创作宗旨。小说以诺拉的儿子出世、紧接着她的祖母病逝、之后她发现祖父母的通信开始，以诺拉病危、她的孙子降生结束。同样面对一死一生，诺拉的情绪却刚好相反：在开头部分，儿子的出世和祖母的离世并未在诺拉心中激起太大的波澜，她冷静甚至漠然地做自己该做的事；而在结尾部分，孙儿的出世居然让奄奄一息的诺拉看到了生活和生命的希望，展露出笑容。这样的情节设置，恰恰扣合了作家给这部小说所起名字——《雅科夫的梯子》——的深刻寓意。祖父雅科夫的名字与圣经故事中的人物雅各相近。雅各在得知自己遭到亲人追杀时出逃，途中因疲惫不堪而睡着，梦见自己面前出现了一部通往天堂的梯子。梯子意味着希望，在通往天堂的过程中，人需要一步一步往上攀爬，然而再艰险，也终会看到光明。在诺拉（同时也是作家本人）的心目中，人生就是一架梯子，为了获取那份光明，每个人都不得不体会和经历其中的艰险，而希望始终就在前面。
    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传性，这不仅表现在诺拉和乌利茨卡娅一样，偶尔发现了祖父的书信，进而仔细阅读并深受震撼，还表现在雅科夫与乌利茨卡娅的祖父在20世纪一十至三十年代经历了同样的噩梦。最重要的是，乌利茨卡娅将自己的心境和思想赋予了诺拉，而这恐怕也是女作家称这部作品的创作“沉重到不可思议”的一个主要原因。
    乌利茨卡娅（1943—）是当代俄罗斯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获得俄语布克奖的第一位女性作家（2001年，获奖作品为《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也是2007年大书奖得主（获奖小说为《译者达尼埃尔·泰因》)。
    曾两度入围俄语布克奖短名单的作家彼得·阿列什科夫斯基，在2016年终于扬眉吐气，成为这一奖项得主榜单上的一员。有评论家指出，他此次的获奖作品《城堡》，“是阿列什科夫斯基在文学上已经成熟的最新证明”。
    阿列什科夫斯基1957年生于莫斯科，是一位作家和历史学家，担任过媒体主持人、记者。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父亲是著名的考古学家。阿列什科夫斯基的小说《霍尔科传》《鱼》曾分别于1994年和2006年进入俄语布克奖评选短名单。
    《城堡》涉及广泛的历史和考古内容。作家对这两个相关的专业领域十分熟悉，因为他具有历史学的学术背景，且长期从事过考古工作（曾经有六年时间在北方各地参与修复纪念碑的工作）。对相关工作的深入了解、在相关机构的从业经历，都为作家创作出一部广受好评的作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小说主人公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马利措夫是一位醉心于自己事业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个诚实和讲求原则到不近人情地步的人。他在俄罗斯外省的小城发现了蒙古人建造的一座古堡，于是在那里展开考古发掘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写一部与金帐汗国历史相关的书，金帐汗国军事强人马麦耶夫军队中一位年轻蒙古战士的命运是他书写的对象，他甚至梦想自己就是那位无畏的战士。贪婪的官僚和地方商人看中了小城与古堡所特有的意蕴，意欲使之变身为旅游资源以从中谋取暴利。他们为此耍弄诡计，试图利用马利措夫来达到这一目的。马利措夫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工作，陷入窘境。但是当他了解实情后并未就范，而是像自己梦想成为的那个蒙古战士一样，为保护心爱的城市和面临毁灭的古堡而战，直至被古堡掩埋……
    在作家笔下，马利措夫是个毫无现代气息的人。他所喜爱的，都是富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譬如那座古老的城堡，譬如他在考古发掘中找到的刻有文献的桦树皮、用珍珠装饰的船头，甚至譬如他自己在农村的房子和老邻居。正是因为如此“不合时宜”，马利措夫才会遭遇种种“失败”，先是不忠的妻子的背叛，而后是被历史文物博物馆开除，乃至最后为保护古堡身亡。作为一个复杂、深刻而鲜活的人物形象，毫无疑问，作家对马利措夫的塑造是成功的，而最主要的，正像阿丽萨·加尼耶娃在谈及这部小说时所说的：“最主要的是——书中的主人公是正面人物，而这种情况在我们当代文学中非常罕见。”
    这部小说中，历史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在遥远的13至14世纪，金帐汗国的征服险些导致古俄国的覆灭，几个世纪后，历史把金帐汗国的胜利剥夺得只剩下一座有待考古发掘的古堡，尔后，历史的车轮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前行，把幸存的古堡连同它忠诚的守护人一起碾压成齑粉。小说中每位主人公都受到历史的控制，不论是成吉思汗的后人，还是正派的考古学家，抑或马利措夫那日渐衰败的家乡村落里可爱的邻人。不过，小说最大的、隐身的主人公，乃是“创造与文化之美”，而时代、历史对它及其保护者毫不怜惜，或许这就是作家、评论家玛雅·库切尔斯卡娅将这部小说称作“历史史诗和崇高悲剧”的主要原因吧。
    而从作家本人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中我们发现，小说还隐含有一重特殊的涵义，他说：“我写这部小说花费了6年时间。给小说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守护好内心的城堡，不屈服于那些一股脑向我们袭来的各种廉价的潮流——愚昧无知、牟取暴利、不愿意研究过去、编造种种神话及对编造神话的支持。”
    关于小说的文字之美，玛雅·库切尔斯卡娅的下面一段评价似乎十分具有说服力：“在他（阿列什科夫斯基）的笔下，受雷雨惊吓的马群在蒙古草原上疾驰，南瓜在乡村的菜园子里渐渐长成，一群野鹅由头鹅带领，在夜空中飞过，咯咯叫着，羽毛上的雪片结出了冰花。还有那些手工制造的奇迹：那泛着蓝光的蒙古宝剑，是用没吃过草的小山羊的血锻造；修道院的石砖，当光线落在上面时散发出玫瑰色的光。……我们好像再也没有另外一个作者如此擅长描写草原上沉睡的军营、被雪堆封上的道路，以及马儿饮水时生动鲜活的姿态。阿列什科夫斯基能轻松地写出大场面，传达出空间感，在这个空间上，不时吹起庄重的风，这风将不同的时代相连接，将当代捷列夫斯克的长歪的苹果树移植到金帐汗国兵士的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