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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电影剧作是阳翰笙大众化创作立场的实践体现，也使他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上世纪30年代初，阳翰笙与夏衍、田汉等许多左翼作家开始进入电影界，并具体加入艺华影片公司，以电影艺术的形式服务和影响大众。在1933—1937年短短几年中，阳翰笙先后创作了10个电影剧本，其中，《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生之哀歌》《生死同心》《夜奔》6部搬上银幕。阳翰笙的电影剧作始终贯穿现实主义的时代主题，描写黑暗现实及压迫之下的反抗精神，有效表达了广大民众的心声。比如在《铁板红泪录》中，阳翰笙以敏锐的艺术感觉聚焦乡村问题，较早以电影的形式反映农民与地主土豪之间的深层矛盾，以抗租斗争为故事线索，气势恢弘地展示了农民武装运动的革命风潮。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从小说转到电影剧作，短短几年阳翰笙何以在电影领域产量颇丰并产生较大的影响？起初阳翰笙并不擅长电影剧本创作，《铁板红泪录》是应夏衍要求创作的，阳翰笙只是提供了小说文本，是洪深将之改编成剧本进行拍摄的。之后阳翰笙真正走进电影剧本创作领域，一发不可收，成绩斐然。一方面，电影艺术传播的大众化激发了阳翰笙的创作动力。1931年12月，阳翰笙在观看抗日联合公演后写了《从怒涛澎湃般的观众呼喊声里归来》一文。尽管这是一篇演出的观后感，但可以看出阳翰笙对“观众呼声”的关注。在这篇文章里，阳翰笙探讨了表演艺术如何抓住老百姓的生命所系、如何说服观众打动人心等问题，表现出对大众接受方式和接受效果的重视。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以后的创作中对电影艺术的兴趣和执著了。另一方面，阳翰笙在电影剧本创作中突出了“大众化”因素，更容易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阳翰笙的电影创作突出社会重大主题，但往往都是从民众关切的具体问题切入，如抗日、失业、物价、水灾等等，并以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为线索进行叙述，容易与观众形成共鸣。这个特征几乎显现在阳翰笙所有的电影剧作中，在《万家灯火》和《三毛流浪记》等后来的电影创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艺术创新也是阳翰笙创作立场的重要内涵。早期的革命文艺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配合政治任务，作家从艺术角度进行个性化创新无疑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阳翰笙某种程度的创新诉求以及相应的创作努力，而不是以革命文艺的创作原则来排斥创新的可能。小说《地泉》再版时阳翰笙请人作序，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华汉三部曲”5篇序言。对于钱杏邨、郑伯奇的尖锐批评以及茅盾、瞿秋白全盘否定的评价，阳翰笙都乐于接受。对于“革命遗事的平面描写”，“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以及“脸谱主义”的人物塑造和“方程式”的叙事结构等当时革命文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阳翰笙是正视的，并在创作中力求改变和尝试创新。他的这种创新诉求在其电影剧作中已经有了明显的体现。譬如许多电影剧作中的人物、结构等已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小说中的脸谱化和模式化，并尽量避免了空洞的宣教叙述，注意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以及思想表达的含蓄性。正因为如此，中国电影史上才留下了诸如《万家灯火》和《三毛流浪记》这样的经典佳作。 阳翰笙的话剧创作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继田汉、夏衍和曹禺之后影响较大的剧作家。在话剧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阳翰笙都表现出积极的探索和创新精神。1936年阳翰笙写了《编剧杂谈》一文，提出要借鉴国外的话剧经验推进中国的戏剧运动，倡导对话剧创作技巧进行研究，强调剧情结构的“紧张、出奇与曲折”，人物刻画要“性格化或典型化，避免一般化”。1941年他又发表《漫谈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强调要创造新的民族形式进行戏剧改革，“从戏剧文学史上看，从无百年不变的形式”，主张增添新的艺术元素以“促进旧剧的改革”。尽管当时的理论探索是有限度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阳翰笙力求改变的努力和追求创新的立场。阳翰笙在抗战前夕就开始话剧创作，先后共创作了8个大型话剧：《前夜》《李秀成之死》《塞上风云》《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和《三人行》。他的话剧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好评，演出大获成功。比如，1937年他创作了自己的第二个话剧剧本《李秀成之死》，该剧在武汉、上海等地连演数月，好评如潮，成为抗战初期最受欢迎的名剧之一。话剧创作的成功，显示出阳翰笙在这方面卓越的艺术能力，同时也是他在话剧创作过程中不断追求艺术创新的结果。《天国春秋》是阳翰笙话剧创作的代表作，在中国话剧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该剧是一部历史剧，取材于太平天国的内部纷争。尽管有借古讽今之意，但剧作显然脱离了某种社会功能的预设，是一部完整的、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在这里，我们似乎真正看到了阳翰笙出色的艺术感悟以及对话剧艺术高超的驾驭能力，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他力求创新的审美取向及其所掘进的艺术深度。在谙熟太平天国起义史料的基础上，阳翰笙对题材进行了丰富的艺术处理。剧作中没有主题先行的设置，也没有教义宣传的某种指向，而是选取太平天国内讧这个矛盾来展开艺术世界，在对抗中呈现历史的悲剧性，在张力中表现悲剧之美，在审美中达到艺术的高度。剧作刻画了杨秀清、韦昌辉、洪宣娇、傅善祥等典型的人物形象，从性格入手，透视人性的弱点，揭示历史的悲剧，显示出作家力求表达人类普遍意义的艺术努力。因此，从艺术价值来看，《天国春秋》具有了一种超越性的艺术品格，在中国文学史上闪烁着不可磨灭的艺术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说，阳翰笙因此也实现了对自己的一种超越，在那个时代表现出了一种弥足珍贵的创新诉求。 时代在前行，文学在变化。如何对待历史，如何看待历史中的文学，这些正在考验着人们的智慧。或许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学的敬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阅读耐心与辩证理解，将给我们的文学话语带来更多的、更有价值的可能性和丰富性。我们对阳翰笙等早期革命作家的重读与探讨，也是基于这个立场。无论文学如何变化，阳翰笙等早期革命作家创作立场中所展示出的那种不灭的热情与信仰，那种执著的社会关切，那种力求创新的艺术诉求，都应是人们需要文学的理由，也是文学发展的动力所在。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