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刻画出中国家庭的情感勾连 翻阅这部小说，很容易发现书中许多冲突和情节高潮都发生在梁家父子、父女间的对话和争吵中，其中梁光正与大女儿梁冬雪、二儿子梁勇智的语言冲突最为明显。书中梁冬雪在医院崩溃哭骂父亲与继母蛮子的段落，更是全书剧情的高潮所在。人物与人物间的情感矛盾不仅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推进故事的发展，而且担负起了构建不同角色个性的重要责任。书中这些人物关系的设计，构成了展现典型中国式家庭的情感勾连方式的基础。他们虽是一家人，却总在互相伤害，互相攻击，抓住对方的痛脚毫不留情，但彼此又深爱着对方，在危难时，愿意委屈自己甚至牺牲自己。这就是中国家庭成员间沟通情感的最常见形式。 梁鸿对“中国人的情感交流”问题长期关注，早在《中国在梁庄》中就说，“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每当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也许每个中国家庭中都有这样一个“梁光正”，正直到近乎偏执、多管闲事到令子女厌烦、不识时务而屡屡碰壁，却不见棺材不掉泪；时刻用毫无必要的道德准则束缚自己，更困扰家人；然而却是我们无法与之彻底断绝关系、更无法不被他的“道理”打动与蛮暴热情裹挟的家庭成员，永远难以割舍的骨肉至亲。 从非虚构到虚构 不是一件小事 身为文学评论家的李敬泽对梁鸿在《梁光正的光》中对家庭关系的书写很感兴趣：“前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那个朋友都属于父母七八十岁，差不多我们这个岁数，兄妹六个，这真的是中国氏家族，而且是我们整个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中国式家族。它肯定不是巴金的家族，当然更不是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家族，甚至这样的家族是缺乏经济基础的，这样的家族是在匮乏基础上构成的，因为凡是这样的家族一定都是这一家子穷过来的，父母总共挣一百多块钱，把兄妹五六个拉扯大。但是兄妹五六个，包括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那个戏可大了，爱恨情仇、相互伤害、相互纠缠但又永远撕扯不开。所以我朋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谈着谈着他恨不得就要流眼泪，说起来他们的姐姐当初怎么对他，他妈又怎么对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就是他们家的屈原，忠心耿耿……梁鸿在这部小说里面给我们提供非常鲜活的兄妹几个，以及那兄妹几个和不靠谱的爹之间，这个提供了非常鲜活的书写，既是相互伤害，又是相互依靠，又是离不开。这样的家庭，它一定是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人才能经历。80后不可能经历这样的家庭，90后更没有。但是这里面所包含的丰沛的、丰厚的令人百感交集的那些人性内容，我们和我们的亲人、我们和我们的父母之间的那些丰富的人性内容，我觉得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够领会的。” 作为一名非虚构作家的李敬泽，他还非常关注梁鸿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转变到底如何，“一个作家在你的创作起步和创作历程中，你是一个写实的还是搞非虚构的，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对一个作家是很根本的事情，这意味着你看世界的眼光，也意味着你相应的一套技艺、相应的一套手段、你所受的一套训练。所以对于梁鸿这样一位非虚构出名的作家来说，我最感兴趣的是她写小说能怎么样？你还真别以为梁鸿写非虚构如此有名，她写小说就一定行。这基本上相当于说你是一个骑摩托车的世界冠军，但你不一定骑自行车能得世界冠军，那是两码事。所以我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她在进入非虚构这一块，表现到底怎么样。”考察一番，李敬泽的结论是，“我看还不错。梁鸿从一个成熟的非虚构作家，已经变成一个新锐小说家。我祝贺新锐小说家梁鸿的诞生。” 选择虚构还是非虚构进行表达，梁鸿说，她遵循的是自己的直觉。当初写《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她说自己“一秒钟都没有想过用小说写，因为当年的梁庄，我更愿意用真实的状况呈现出来。”而写《梁光正的光》的写作动因，则出于完全不同的起源与思考。写梁光正，“我从没有想过用非虚构写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太戏剧化，他在我心中活了很久很久，慢慢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也一秒钟没有想过用非虚构来写，特别直觉的选择。”她认为，“梁光正”身上的复杂性、戏剧性和矛盾性只适合虚构写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他”身上那种捉摸不定却又极为可贵的“在生活的暗处生出光来”的特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