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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喧闹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闹的世界上，活跃着一些改天换地、运转乾坤的杰出人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历史的册页上镌刻了英武矫健的身影。在寂寞的世界里，也生存着许多渺小如蝼蚁的人们。他们自生自灭，来无痕，去无迹，随着时光流驶，像尘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就是寂寞世界里的寂寞人，在寂寞中度过了她的一生。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学，但知道佛教讲“浊世恶苦”：“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极苦痛，死极苦痛。”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谓诸苦遍尝。她虽然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官宦之家，但命运乖蹇，二十八岁成为老姑娘后才嫁到周家，跟鲁迅过的是形同陌路的日子。鲁迅的母亲希望她能生一个儿子，以此维系夫妻感情。朱安回答得很实在：“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她精神生活贫乏，晚年的物质生活也同样困顿。抗战后北平《世界日报》有一位记者采访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个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外有几碟尖辣椒、腌白菜、霉豆腐。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的是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岁的老人，深知老人并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严。然而这种愿望对朱安来说显得十分奢侈。我不确知朱安死于何种疾病，但从她托人代写书信来看，应该是既有肾病、肺病，多年来又有严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环不畅，两腿长期延于冰冷麻木状态，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艰难唯一死”，这句老话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我不懂佛学中“求不得苦”的准确概念是什么，但用世俗观念理解，大约是反映出愿望与现实的冲突吧？人的愿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这种愿望属于正常的最基本的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实现，那就会酿成人间悲剧。比如朱安希望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她从订婚到结婚却整整拖延了七年。据鲁迅故家的佣工王鹤照说，新婚后的第二天新郎就独睡书房，婚后第四天，新郎又东渡日本了。作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处异地的日子里当然会想有鱼雁往返，但鲁迅读她来信的感受却是“颇谬”，自然也就碰撞不出跟许广平撰写《两地书》时的那种火花。朱安临终前给许广平写信，希望将她的灵柩运至上海跟鲁迅合葬。作为正常夫妻，这种愿望当然可以理解，应予满足。但对于朱安而言，这却是一种妄想，不仅许广平不会赞成，其他亲友也不会认为妥当。结果朱安既没有埋在初葬鲁迅的上海万国公墓，也没有葬在她婆婆长眠的北京板井村坟地，而是临时埋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墓地。上世纪六十年代，朱安坟墓被夷为平地，终究不知她魂归何处……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悲剧一生。作为一种生物的存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她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思来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价值主要就是为周氏三兄弟贴身照料了他们的母亲。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编辑家、翻译家，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尽心尽力承担了照料婆婆的职责，除开早晚问候起居，还要管理家务；即使家中请了佣人，下厨烹炒绍兴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劳作。鲁迅虽然恪守孝道，连给母亲购买的通俗小说都要先行阅读，但毕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单靠书信问候起居饮食，其间仅两度北上省亲，但还要忙于其它方面的杂事。周作人在1943年5月写过一篇《先母行述》，简述了母亲一些美德，如“性弘毅，有定识”，自损以济人，读书以自遣之类，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怕距离孝行的标准尚存差距。据了解周家状况的人说，周作人自从跟兄长闹翻之后，不但不愿见兄长，连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湾的时候，周作人让母亲单独起伙，母亲生病时也只好到砖塔胡同去找鲁迅带她看病。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母亲不愿到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生活，从中似可窥其家庭关系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从小体弱多病，先于鲁迅到上海谋职，经济支绌，对于母亲恐怕是出力出钱都有实际困难。老人既需要“生活费”，更需要“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亲人的贴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岁月当中，有一多半光阴是用于照料周氏三兄弟的生母，使他们减少了后顾之忧，在不同领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安存在的社会价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我们充分肯定许广平在上海期间照顾鲁迅的功劳，称她为伟人背后的“无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鲁迅母亲长达三十七年，那不也是一种功绩吗？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出悲剧，那么悲剧的制造者究竟是谁呢？这并不是一个复杂深奥的问题，而且前人已有公论。不过近些年来由于颠覆解构鲁迅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至有人想依据中华民国的法律判鲁迅以“重婚罪”，或是认为鲁迅在家庭中对妻子施加了“冷暴力”。其实，鲁迅的母亲鲁瑞已经承担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她承认这桩不相称的婚姻给大儿子带来了终生的苦痛，所以此后二儿子和三儿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管了。鲁迅有一篇未完成的杂文，内容就是谈论“母爱”。鲁迅认为母爱是伟大的，但他也认为在旧时代母爱有时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亲在有些问题上成见很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变十分之一二，但没过多久又会故态复萌。不过，鲁瑞的想法和做法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奇葩”和“异端”，无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见，酿成朱安悲剧的总根源是旧的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要根除无爱情婚姻酿成的悲剧，从根本而言就是要涤荡旧式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制度，而不能苛责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使他们受到双重伤害。鲁迅在文章中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叫出了“无所可爱的悲哀”（《随感录· 四十》），号召人们把妨碍人类享受正当幸福的一切旧制度、旧观念、旧习俗通通踏翻在地。许广平也表示，她跟鲁迅之间有着共同反抗旧伦理的思想基础，决心“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在鲁迅和许广平这两位“同行者”面前，朱安确如她自比的那只蜗牛，虽然想尽力慢慢往上爬，终究无法接近鲁迅心灵的殿堂。 前文提到，朱安是一个旧时代普通的悲剧人物，只是因为她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家，才受到了世人的特别关注。把朱安这个寂寞的人引入到“公众视线”有什么意义呢？根据现代传记理论，传记写作的对象并不限于凯撒、拿破仑、成吉思汗、腓特烈大帝一类人物。除开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反映出时代的一鳞半爪。只有依据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灵史，才能整合出一部最为真实、最为鲜活的人类历史。所以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者胡适不但鼓励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撰写自传，而且1919年11月30日还亲自为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识女性李超立传。为朱安立传，当然不能从中品尝什么心灵鸡汤，获取什么励志教诲，但正是朱安这位个性色彩鲜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鲁迅《随感录·四十》），是研究中国妇女史、伦理史的一个标本，对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