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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妙斋是老舍笔下典型的肤浅新派市民，老舍对这类人常常采用漫画化的描写，比起对丁务源“脸上发亮的肌肉”、“光满神足的眼睛”、洁白如雪的领袖这些栩栩如生的写实细节，秦妙斋却是“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头发象粗硬的马鬃似的，长长的，乱七八糟的，披在脖子上。虽然身量很高，可好象里面没有多少骨头，走起路来，就象个大龙虾似的那么东一扭西一躬的。眼睛没有神，而且爱在最需要注意的时候闭上一会儿，仿佛是随时都在作梦”，形象夸张至极。秦妙斋这类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不考虑以文艺服务社会，却天天做着“清高派艺术”的幻梦，又拿不出什么真东西真本事。对于抗战以来一直热心宣传、以文艺鼓与呼的老舍本人来说，自是十分不齿的，对其批判和讽刺也毫不留情，有时甚而到达刻薄的地步。 但这样一来，若是在银幕上呈现秦这个角色，却有些难以把握：如果极力贴近老舍的文本，人物表演就会显得有些失真。电影的处理比较巧妙，稍稍调整了小说中丁、秦两人一丘之貉、利害共生的关系，将丁务源的“段位”又升高了一层，在赶走尤大兴的“运动”中，将秦妙斋当了枪使，自己却躲在后面当老好人。于是秦妙斋的浮夸便不至显得太无根，而是有了种兼具愣头青和油滑的气质，其无赖、浅薄与对丁的坦率、袒护融合在一起，形象稍更“圆形”。 另一个影片中气质变化较大的形象是尤太太。在小说里，老舍笔下的这个人物并不光彩，形象也不甚佳：“不甚好看。可是，眼睛很奇怪，奇怪得使人没法不注意她。她的眼老象有甚么心事——象失恋，损伤了儿女或破产那类的大事——那样的定着，对着一件东西定视，好久才移开，又去定视另一件东西……你就又有点可怜她，觉得她不是受过什么重大的刺激，就是天生的有点白痴。”她和丈夫没共同语言，没什么见解却自作聪明去偷鸡蛋，和丁、秦合流，试图将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尤大兴一同拽进传统中国关系的泥潭里，种种行为都令人生厌，也不禁令人联想起老舍小说中常见的“厌女症”症候。而在电影中，她虽依然目光短浅，但种种行为都是为了缓和丈夫与旁人关系考虑，形象更贴近恋旧爱家的中国传统妇女。另一方面，如果说电影中的其他人更多承担着世俗化的“故事”，则经现代重塑后的尤太太身上还承担了传统中国特有的情调和诗意，有她的场景总像是一幅幅静态的画，悬停在动态的叙事节奏中，百无聊赖中增了几许哀而不伤的黯然情调。影片最后一个镜头，是尤太太站在田垄上回看他们来到又被迫离开的树华农场的背影，一种想往稳定生活而不得的愁意随着慢慢淡出的镜头渲染开来，如同那个流离年月里所有的故国儿女。这一点愁情，仿佛重契了《小城之春》中女主角在残垣上踟蹰的意绪，打开了通往中国电影光谱的隧道，不由令人会心。 梅峰在采访中说，希望在改编时淡化一些时代感，“老舍在写小说时对人物的批判是相当狠的，不留情面，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性。在那个国破家亡的时代，老舍先生看到农场里这些不好好做事的人，的确是怒其不争。但这些情绪对现代的观众来说有陌生感”。的确，时过境迁，失去了抗战的大背景，丁务源、秦妙斋这样的人在今日更多是以个体而不是社会蠹虫的象征出现，老舍在他们身上进行的国民性劣根批判，今人或许还会视作舞台上“戏精”的表演。电影用含蓄与诗意柔和了老舍原作的讽刺与荒诞，但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命题，有人以为失掉了核心的精神，相反有人又觉得比起直露的讽刺来，多了绵里藏针的蕴藉效果。甚至有了与时俱进的新解读——从中提炼出“中国式关系”的“精髓”来，作为滴水不漏的高段位“职场教科书”。然而无论如何，这篇写于70年前的作品，还能够在今日被重新演绎、讨论，并得以充盈地注入种种新的意涵，本身便证明着老舍先生作品不会轻易被磨灭的“时代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