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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中国作家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写出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从不同的维度叙写中国当下的经验，这类写作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学表达。非虚构是当下重要的一种叙事方式（或写作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非虚构写作的生长性、不确定性和异质性又让写作者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非虚构写作尽管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写作现象，但是依然不能被称为“非虚构文学”。与此同时，从写作技术的角度来说，非虚构也面临着创作质量的提升、文本特征的辨析和文体风格的梳理和界定。尤其对于当下的汉语写作来说，非虚构写作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和承继关系也有待更为深入的探讨。 ——郭艳 苏玲：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类写作被本国评论界命名为“文艺文献文学”。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作家的创作：完全忠实于文献和受访者语言风格，将作者的声音隐藏于引言、提问、人物、环境描写和文献的筛选中，通过剪辑的方式将访谈置于作品同一的主题和中心思想之下，作者则是贯穿始终、无处不在和掌控全局的隐形人。通过作家的构思，作品创造性地将文献资料和文学创作有机结合，从人物与文本、感受与心声、人物语言与创作语言、内容与主题、非虚构与创作、叙述者与创作者等几个方面解决了纪实文学的一系列难题，比如客观报道与作家主观渗透、注重功利性而偏离审美价值、虚构与写真等多重矛盾，将文献和资料有机地统一于作者精心设计的中心思想下，完成了一场冰冷的文献史料与灵魂热度的碰撞，使一曲人类悲剧的哀歌成为一首“文学与道德上的绝唱”。这本书充分体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非虚构创作上的独到之处。 成向阳：苏联时期的那些经典作家往往让自己有着圣徒般高度的道德感，并以此去观照、规约、批判和抚慰现实。当这种关注执著于善的体认，就会专注于苦难的表达，从而具备了强大的道德批判力，并在批判之上实现精神的重建。对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地的白俄罗斯人来说，苦难即是他们身体内部携带的地方文化基因。他们说：“我们最主要的资本即苦难。不是石油和天然气，而是苦难。这是我们不断开采的惟一资源。”沉浸在苦难文化氛围中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始终在追问：我们的苦难为何最终未能熔铸成自由？难道所有的苦难全都付诸东流了？恰达耶夫的话正像一条鞭子在反复抽打着作家们：“俄国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国家，它患有最严重的健忘症，它羞于批评和反省。” 这本书是作者力图将核爆苦难熔铸为自由的一本书，是作者观照苦难、珍视苦难、记录与抚慰苦难的体现。在体认苦难的基础上，作者和笔下的人物一起批评、反省苦难，以期拯救民族的严重健忘症。在书中，她让那些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小人物因苦难而变成了大人物。众多人物在书中叙述自己悲哀的小历史，同时也在叙述中构建人类苦难的大历史。在孤寂的独白与众声的合唱中，切尔诺贝利的苦难真相并不是天然的金块，它是碎屑，是粉尘，甚至是飘浮在受害者意识深处的带毒的空气。正像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所说：“始终让我感到痛苦的是，真相并不能完整地置于一颗心灵，一颗脑袋。真相往往是碎片化的，真相有多种，它各式各样，无处不在。”她揣着一颗寻找可怕真相的心，在这些因核爆而起的苦难粉尘中穿过，将那些哀伤、绝望、恐惧的碎屑与气息捏合在一起并用道德之炉火持续提炼其中的苦味，将它们提纯为文学与道德之绝唱。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所述：“（阿列克谢耶维奇）此举何其恢弘，乃是留给未来的一笔纪实文献遗产。卓荦其技，无出其右。” 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和纪实、文献、资料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又在文学性、审美性方面有着自身的叙事难度。这种难度和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有关，也与作家观照现实、照亮生活的能力有关。正是在这种难度的挑战下，“非虚构”写作充溢着生长性，提供着新生的异质性，同时也有着相当大的写作空间。非虚构写作更多带有后现代哲学的多元化和解构性特征，是一种对于现实和生活更为多面相的观察和叙事，试图在多个维度去呈现生活的面相，从而凸显生活的本质真实。 周华诚：非虚构作品最重要的品质基石是真实。真实是它有别于虚构作品的特征。而抵达真实，需要写作者勇于追求真相的热情、坚持独立思想的决心。这二者使得一部非虚构作品拥有了筋骨，从而获得力量。如果想要赞颂一个事物，虚构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想要揭示一个事物，非虚构会更有力量。如果假借非虚构的名义，却运用了虚构的手段，真实的大厦将轰然倒塌。如果一颗螺丝钉是虚构的，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作者对待这个作品的态度是不真诚的。或者说，作者有理由虚构一颗螺丝钉，就有可能虚构一根钢柱子，从而也有可能虚构整座大厦。一个非虚构作者，并不是不想非虚构，而是工作没有到位，只好采取了虚构的便利。非虚构作品的独立品格，最重要的是它要向作者本人负责。它不向被报告的某一方负责，也不向出钱的甲方负责。在这个社会环境里，一个作家如何不随波逐流？一方面，他需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另一方面，他要对外部的世界保持质疑的精神。在阿列克谢耶维奇那里，非虚构的力量来自真实，来自客观冷静的记录，来自人道主义的情怀，来自独立思考的勇气，更来自追求真相的胆识。怪不得，瑞典皇家学院的颁奖词是：“她复调般的作品，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苦难与勇气的丰碑！” 顾建平：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依然是最为根本的特性。诗歌并不在意非虚构文体的范围，但诗歌对于真实也有严格要求。中国古代有“诗史”一说。虽然有“白发三千丈”这样夸张的形容句，但写到事实那一部分，是反对编排虚构的。钱锺书先生在《七缀集·诗可以怨》里讲到“穷苦之言易好”，举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故事做例子：有个李廷彦，写了一首百韵排律，呈给他的上司请教，上司读到里面一联：“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非常感动,深表同情说：“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李廷彦忙恭恭敬敬回答：“实无此事，但图属对亲切耳。”这事传开了，成为笑柄，有人还续了两句：“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丧。” 周华诚：非虚构写作的真实首先是生活的真实，在多面相的生活真实中试图接近生活的本质真实。非虚构文学在真实的基础上，依然面临着如何处理好文学性的问题。作为一个靠着采访资料、事实事件、数据收集写作文体，对于作者的要求是极高的，比如整合自身写作资源、写作资料的能力，选择写作对象的能力等等，这些主观性选择又体现了作者对时代、事件、人物以及整体性社会现实的掌控能力，且在这种全局和细部的处理过程中，还时时要具备作家和文学的独立精神。如果我们周围只充斥着同一种风格和同一种声音，人们自然会担心：在这样一个缺乏质疑精神的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靠什么来得到保障？质疑精神是作家最宝贵的思想武器。对于非虚构作品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除了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与追求之外，支撑一个作家创作的主要力量，就是他的独立精神。这个精神将使作品在世上存在的价值更为久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一直坚持着独立精神。最终作家还是靠作品说话，没有作品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作家有了独立精神，才使得作品熠熠生辉。在文本中，有着这样接近于实录的对话：“她看起来十分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医生告诉我，她一出生就查出有肝硬化，而且肝脏内含有高达28伦琴的放射物质，此外，她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四个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随后，他们又对我说了相同的话：我们不会把她的遗体还给你。我杀了她，我得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我身体上所有的辐射，她就像是一根荧光棒。”这样一段话，没有华丽的技巧，甚至没有一个形容词，她用近乎零度的笔调，记录了一个婴儿的死亡。其实全书都是如此，冷峻、残酷。可贵的是，作者从头到尾都在追问——从对生命的追问，延伸到了对人性和道德的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无辜生命的消失？除了切尔诺贝利和灾难本身，还有没有罪魁祸首？还有什么谎言和欺骗？但在这里，作家没有自己跳出来说话，而是用冷静、克制的文字讲述了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