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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男孩”和“ 心不化妆 ”的人 据我所知，中国内地可能只有两个人见过村上春树这位日本作家，一位是南京译林出版社前副社长叶宗敏先生，另一个就是我了。其实我也只见过两次，而见过两次村上的，大陆只我一个。一次是2008年10月底，借去东京大学开“东亚与村上春树”专题研讨会之机，和同时与会的繁体字版译者赖明珠女士等四人一同去的。另一次是2003年初我自己去的。村上1949年出生，2003年他54岁。两次相见还是第一次印象深，感慨多，收获大。因此，这里集中谈谈第一次见村上的情形，和由此引发的我对村上、对村上文学的认识和思考。 村上春树的事务所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的幽静地段，在一座名叫DENMARK HOUSE的普普通通枣红色六层写字楼的顶层。看样子是三室套间，没有专门的会客室，进门后同样要脱鞋。我进入的房间像是一间办公室或书房。不大，铺着浅灰色地毯，一张放着电脑的较窄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一张圆形黄木餐桌，桌上工整地摆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大约刚寄到的样书，两把椅子，没有沙发茶几，陈设极为普通，和我租住的公寓差不多。村上很快从另一房间进来。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当粗硕。形象无论如何也很难让人想到作家两个字。勉强说来，颇像年纪不小的男孩：头上是小男孩发型，再加上偏矮的中等个头，确有几分“永远的男孩”形象。就连已不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对了，村上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那本随笔集中，指出男孩形象同年龄无关，但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他认为第一条自己绝对符合，一年365天有320天穿运动鞋。第三条至少可以做到“不使用文字为自己辩解”。差就差在第二条。至于怎么个差法，有兴趣的读者请查阅那本书，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我就不饶舌了。 言归正传。见面的时候村上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后，和我隔着圆桌坐下，把女助手介绍给我。村上问我路上如何，我笑道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么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交谈当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我称赞他身体很健康时他才明显露出笑容），很难想象他会开怀大笑前仰后合，也很难想象他会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我想，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 心不化妆”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 心化妆 ”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 我下决心提出照相（我知道他一般不让人拍照。他自己说过，虽说照相时不至于手刨脚蹬甚至咬掉一截小手指什么的，但总的说不喜欢拍照），他意外痛快地答应了。自己搬椅子坐在我旁边，由女助手用普通相机和数码相机连拍数张。我给他单独照时，他也没有推辞，左手放在右臂上，对着镜头浮现出他其他照片上几乎见不到的笑意。我当时正在翻译刚出版不久的长篇《海边的卡夫卡》，就问了他几个翻译《海边的卡夫卡》当中没有查到的外来语。接着我们谈起翻译。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心情上、文笔上和他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感（村上也是翻译家），倘若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闲谈当中他显得兴致很高。一个小时后我说想要采访他，他示意女助手出去，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这样，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请他为预定4月底出版的中译本《海边的卡夫卡》为中国内地读者写一点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笑道“即使为林先生也要写的！” 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出门。走几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其实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微的时代守护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在声像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著地张扬着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陶醉所迷惑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界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路旁遗弃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蒙的草地和树林……这样的人多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寂寞、缺憾以至悲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