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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途的“第四辈子”:《新工人》三部曲的生命见证(2)

http://www.newdu.com 2018-01-16 澎湃新闻 黄蕙昭 参加讨论

    
    那么出路究竟在何方?
    《女工传记》:寻找出路
    在《文化与命运》的写作过程中,吕途的信念越发清晰:擒获工人是资本的文化,资本和人/劳动者的对立正是我们所处世界的主要矛盾;反抗和解放的希望需要在一种新的、属于新工人的文化中孕育,这意味着,我们将使文化成为“一种整体斗争的方式”,通过文化批判、文化实践来促进建立新工人个人和群体的主体性。
    吕途将三部曲最后一部《女工传记》视为“寻找出路”之作。这部作品特别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女工”:从50后到90后,她们的恋爱、婚姻和生育经历,她们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偏见,她们作为劳动者的生活,她们是否、又如何获得解放与新生。在书中,吕途不再给出任何理论分析或理论建议,而是纯粹地呈现生命故事。
    1974年出生的辉兰。在听闻工厂一个被解雇的大学生曾逼着厂里把社保补齐才离开后,同样打算离开工厂的她也开始争取社保补缴。辉兰接连在工厂,劳动局,政府信访部分奔波,同时争取到了1200多名女工的签名与工厂谈判,“第一次和领导平起平坐地走进会议室”,让作为女工代表的辉兰前所未有地自豪。图为辉兰夫妇在出租屋阳台上一起做饭。(图片来源:《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1985年出生的段玉。她曾并不认为自己成长过程中受到过性别歧视,但人生中两件事让她极大地体会到了女性的痛苦:一是被妈妈逼婚,二是生完孩子成为家庭主妇时。段玉说起自己对女权的理解:“女性受到束缚,也会给男性带来压迫。”如今但她通过乐队开始直接参加女工的活动,并在歌曲中倡导性别平等。
    在吕途看来,文化的斗争是一个群体的斗争,也是每一个个体的斗争,是每一个个体在自身命运和社会历史的互动下,看清现实并找到自己的斗争。从《迷失与崛起》《文化与命运》到《女工传记》,她越来越倾向靠近个体,并传递生命本身的力量,“我希望了解更多人的故事,想看看更多人的生命力是如何伸展的”。个体的生命经验有时单薄、无助,却依然包含哪怕是一瞬间改变与抗争的希望,吕途想要展现的,正是从历史中走来,在现实中孕育的女工们的力量,是在这些个体生命经验的汇集之中,女工群体坚韧的精神面貌。
    对谈:工人无力吗?工人会觉醒吗?
    在对谈环节,范雨素、张慧瑜就本书和新工人文化与吕途展开了探讨。张慧瑜首先肯定了这本书对普通人、普通劳动者的关注。他同时指出,相比起成为某个群体的代言人,吕途更像一位倾听者和对话者。作为皮村文学小组的一员,张慧瑜分享了自己在鼓励并阅读小组成员书写的自己故事的感受:在典型的左翼文化书写方式中,工人,尤其是女工往往被塑造成一种苦难的、愤怒的形象。但新工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愤怒的情感恰恰是最少的,这些工人有苦难,但更有对生命中苦难的一种坚韧和坦然,而每个个体故事的背后,都包含特定时代相似阶层的人的痕迹。
    范雨素则从自身感受对吕途《女工传记》中的工人形象提出疑问。在她看来,这些书里的主人公呈现的并非女工的全景,而往往是其中的佼佼者——主人公多为50年代后的国企工人,或70年代后的维权代表与公益组织参与者。“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这些人是觉醒者,他们展现的更多是一种正面的力量——但这恰恰跟跟我知道的工人故事并不相同。”更让范雨素感到亲近的是夏衍《包身工》与郑小琼《女工记》中的工人形象:这两部作品相差了近百年,其中工人的遭遇却依然如此相似,“这才是女工的真实镜子——无力的、悲凉的女工。”
    范雨素谈到了让自己感触最深的一种无力处境:许多母亲们与子女分别来城市打工,她们长期工作不敢辞职,长期忍受着不能与孩子见面的“挖心挖肺的煎熬”,但这以亲情为代价来供养孩子上学的努力却可能只换来一个“大学毕业等于零”。母亲为了孩子的未来而放弃亲情,但在巨大的付出下,孩子却未必能获得未来。我们这些人究竟该何去何从?范雨素如此发问。
    吕途承认,《女工传记》中的主人公不足以展现女工的全景。但即使是一个个例,也同样带有时代的痕迹,她们的故事是生命历程和社会历程的交织。吕途同样提问:这些站出来的,尝试去维护自己权利的女工真的特殊吗?对大多数维权的女工来说,维权的经历可能持续一年或短短一月,在此前的漫漫人生中,她们与其他工人一样,都是流水线上沉默的工作者。那短短一年或一个月成为她们生命中闪光的日子,而踏出这一步的契机并不多么难寻:或许是生育,或许是受到其他女工的鼓舞,或许是听闻此前某位大学生的行动事迹——它可能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某个偶然的、平凡的瞬间。“这些人真的特殊吗?觉醒者和不觉醒者真的有天壤之别吗?觉醒就那么难吗?女工可能是无力的,但我也是时常无力的,那些所谓中产阶级在面对房价、雾霾时也时常无力的。在工厂那样困苦的环境下她们仍然可以活下去,我相信她们仍然具有力量。”
    而面对“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何处去”的疑问,吕途则分享了自己在工人大学培训中心的感受。工人大学前15期学员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吕途认为,“当一个孩子思想精神处于巨大问题,也即,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学,觉得未来没有出路、再有学习能力也没有用的时候,往往迷失方向,也难以在学业上真正有所进展——光教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让他们心理健康起来”。培训中心设立了一个成长小组,让儿童们分享各自的心理故事,而在课程讲授上也尽量引导孩子从个案、从身边现实出发思考该怎么办、自己能做什么。在吕途看来,重要的是让年轻的新工人们能够在认清自己的基础上找寻出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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