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文章认为，张巡、许远“以一孤城之故，残数万之生，使城内生灵得保，犹可以功赎罪。终乃势穷力屈，城内城外尽饱敌手，则孰若早致身而死，犹救一城之命乎？且他人为将，惨毒止于士卒。此二人害及鸟雀蛇鼠皆不保其余生，又罪人中之巨魁，永劫不复者也”。文章忽视历史背景，以苛刻的评价抹杀了张巡、许远孤军奋战的历史意义。睢阳之战是古代战争史上最惨烈的保卫战之一，因为兵粮断绝、援军不至，睢阳守军以城内百姓为食，许远由此成为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但张巡的功绩，早已载入史册。如《新唐书·忠义传》载，张巡、许远“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文章对古代名相的典型代表诸葛亮进行了无耻污蔑，认为诸葛亮“以兄事吴，故每事必左袒吴。关羽性傲士大夫，故尝慢亮，亮乃衔之，阴委羽于虎口而不为之援，卒陷其躯。后蜀主兴报仇之师，亮复受谨密嘱，不献一筹。致六十万之命，尽付烈焰”，至唐转生为西川节度使韦皋后，“重敛暴敛，严刑好杀”，“罪过种种，故不免系狱”，但因刘汉诸帝求情，论其“鞠躬尽瘁”，“功过相准”，“复谪人间”。然而稽之史实，关羽陷于虎口实是自身轻敌骄纵；刘备报仇败师，也因亮劝阻无效。 文章指责宋朝的主战派人物有人格缺陷，强烈进行人身攻击。岳飞“性独忍鸷暴伉”，“行同枭獍，性逾豺虎”，因而“锐请出兵，好杀不已”，“中间大小二百余战，所杀金人一百万七千有奇，杀中原人二百万六千有奇”。但事实是：“诸将多行剽掠，惟飞军秋毫无所犯。”当曹成拥众十余万，被败而奔连州后，岳飞告诫部属：“成党散去，追而杀之，则胁从者可悯，纵之则复聚为盗。今遣若等诛其酋而抚其众，慎勿妄杀，累主上保民之仁。”因为维护民族正义，岳飞所领导的抗金队伍受到广泛欢迎：“父老百姓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顶盆焚香迎候者，充满道路。”（俱见《宋史》）但是在文章中，岳飞等却受到“安置阿鼻狱四千余年，然后徐议谴罚”，天道实在不公。 文章中唯一受到称赞的武将只有曹彬，认为他“不杀一人，子孙钟鼎相继”。据《宋史·曹彬传》载：曹彬为人仁厚，“平居于百虫之蛰犹不忍伤”，“总戎专征，而秋毫无犯，不妄戮一人者”。如南唐城破之时，“彬忽称疾不视事。诸将皆来问疾。彬曰：‘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更有曹彬敬畏文臣，虽然“位兼将相，不以等威自异。遇士夫于途，必引车避之”。既不嗜杀，也与文臣友好，在文章中受到称赞，实非偶然。 四 文章不但在否认战争的基础上否认了兵家著作，而且否认了丰富人类生活的文学艺术。左丘明、司马迁、司马相如、班固、邹阳、枚乘、苏武、李陵、陈琳、王粲、曹植、阮籍、嵇康、陆机兄弟、潘岳、谢灵运兄弟、陶渊明、沈约、江淹、杜甫、李白、韩愈、白居易等人，创造了优秀的文化成果，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但是文章无理地指责他们“泄造化之奇，凿神鬼之秘，擅天地之名，夺山川之秀，上帝所深忌。且又作好作恶，变乱是非，意有所喜者盗跖目为夷齐，意有所恶者白壁指为顽石”，因而都入“慧业之狱”“禁锢”。 文章还让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自诬道，“二人材质卤莽，实未尝敢希作者之林”，“无颜与诸文人为伍”；并说《史记》“于汉以前大都窃取《左传》《国语》《战国策》，汉兴以后窃取《楚汉春秋》等书”，《汉书》则“半窃取于《史记》，半窃取于刘向父子刊定诸书”，二人仅是“第为缮录成书而已”。因为“迁、固二人，剽窃旧文，攘夺父辈，胸中实无所有”而得以免罚，文章就通过“自诬”“自渎”的形式彻底否定了司马迁、班固二人的著作权、文学才华和文学地位。 （作者：向志柱，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