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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佩索阿与托尔加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葡萄牙社会外忧内困，全球性帝国支撑乏力，在不可避免的阵痛中诞下了虚弱的共和国。然而，在大局动荡又百废待兴的1910年代，葡萄牙文学迎来了以费尔南多·佩索阿为核心的又一高峰。1910年共和国肇始，一群文坛新秀在波尔图创刊文艺杂志《鹰》，并以此为阵地，掀起了名为“葡萄牙文艺复兴”的运动。《鹰》延续办刊二十余载，见证了文学界几代人的成长与变迁，其中早期的领军人物特谢拉·德·帕斯夸斯，作为怀恋主义首席诗人，在10年代初曾风靡全国。佩索阿的早期诗歌显然吸收了帕斯夸斯的元素，在其30年代出版的神秘民族主义诗集《音讯》中也依然可寻怀恋主义的回音。除此之外，19世纪末的两位天才诗人塞萨里奥·维尔德和卡梅洛·庇山耶也深刻影响了佩索阿，尽管前者英年早逝，作品不多，但他以市井生活入诗的角度启发了一批现代诗人，而后者的象征主义诗歌则为佩索阿提供了语言资源。 1915年出版的《俄耳甫斯》杂志虽仅发刊两期，但正式宣告了葡萄牙现代主义石破天惊的出场。《俄耳甫斯》在文学史上所标志的，是以佩索阿、马里奥·德·萨-卡内罗、阿尔马达·内格雷罗斯为代表的第一军团与旧传统猝然断裂，将外来的先锋艺术理论付诸实践的一次勇敢尝试。也正因为此，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作家与作品，与颂赞机器文明的意大利未来主义有密切关联，例如佩索阿创造的主要“异名”之一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就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胜利颂歌》《航海颂歌》等夹杂机器轰鸣与惠特曼式豪壮诗情的作品。甚至可以说，佩索阿创造的“异名”本身就是现代文艺思潮的产物。“异名”与笔名不同，笔名只是掩藏真实身份的符号，而异名则是作者人格的分身，例如佩索阿一生至少构建了七十余个异名，各有不同的出身、教育、政见、哲学和文风，每一个异名都像一个独立的演员，而作者本人就是所有分身共同演绎的整台大戏。这种人格的裂变与主体的多元，或许在晚近的思想史中才能找到相应的理论基础，例如尼采在《权力意志》中提出，自我的多重性与多重人格之间的互动是人类思想、意识的基础。同样，佩索阿自称为“戏剧诗人”，因为其诗歌创作建立在异名世界之上，所有人格与文学出于一身，而自己这场没有情节的戏剧就是其一切创作的终极审美对象，这恰好实践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将审美树立为绝对价值、强调“鬼魂附体”是艺术先决条件的论调。在葡萄牙文学传统中，大概也只有弗拉迪克·门德斯可与之相比。门德斯最早是奎罗斯青年时代虚构的人物，他周游世界、个性峥嵘，后来整个“70一代”作家集体用书信、杂文等参与构建、维护了这个共同的“朋友”。与之相较，佩索阿则将创建“他我”的异名游戏推向极致，其中广为读者熟悉的“作者”有农民诗人阿尔贝托·卡埃罗、轮船工程师阿尔瓦罗·德·冈波斯、医生里卡多、雷耶斯和会计员贝尔纳多·索亚雷斯，文字也大相径庭，有古体诗、无韵诗，还有深邃而充满哲思的散文，除此之外，即便“费尔南多·佩索阿”这个名字也仿佛数位诗人共用的面具。更难能可贵的是，佩索阿在各个时期、各种风格的创作中，都达到极高水准，无论是诗歌的思想性、韵律感，还是对人生和艺术深刻讽刺性的敏感觉悟，都足以使佩索阿比肩西方文学史上最顶尖的大师。 然而，佩索阿一生47年多半低调，生前只集结出版过一本英文诗集、一本葡文诗集，但身后留下巨大的文学遗产，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重视，一箱遗稿时至今日仍未完成整理。继《俄耳甫斯》之后，以《在场》杂志为核心的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发起了现代主义的第二波，他们名为延续实为修正地接过《俄耳甫斯》的使命，并且早在20年代便意识到佩索阿的伟大，尊其为导师和先驱，这批人包括了最早的佩索阿研究权威若昂·加斯帕尔·西蒙斯，还有20世纪中期漫长独裁统治下葡萄牙文坛独一无二的巨人米盖尔·托尔加。 托尔加一生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见证了葡萄牙社会从君主到共和，从乱世到独裁再到解禁。托尔加是笔名，本是其家乡山后省的一种欧石楠花。而正如这一笔名所寓意的，无论周遭百家之言如何争辩，各种主义胜负几何，托尔加的写作始终与故乡和土地密切相联。托尔加本业是耳鼻喉科医生，早年便因为医治穷人分文不取而为人称颂；作为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的他，同时也用笔为故土、为封闭穷苦的山后省人发声抗争。其身后留下的16卷《日记》涵盖了托尔加宽泛的创作光谱，包括诗歌、抒情散文、时政评论和文化反思，富有真情实感，亦不乏真知灼见。此外，其代表作还有短篇小说集《动物趣事》和《山村故事》等，投射出作者对乡土故人的热爱与悲悯。诗集《伊比利亚的诗》虽常被拿来与佩索阿的《音讯》比较，但托尔加的“大地诗歌”里没有佩索阿天马行空的诗学和对超然上帝的神秘感知，他的哲学很具体：人性的卑微与温暖就是其全部信仰。因为这种具体，托尔加会为底层民众的遭遇感到义愤，对萨拉查政府多有龃龉，次被捕；也因为这份具体，托尔加似乎一生都游离于政治之外，始终保持着超然的冷静，他不向独夫之政屈膝献媚，也不为民主革命忘我欢呼，他永远像卡蒙斯笔下“雷斯特罗的老者”，凭着经验主义的理智，指点历史深处的忧虑。总之，米盖尔·托尔加之于20世纪葡萄牙和葡萄牙语文学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1989年他获颁首届“卡蒙斯奖”可谓众望所归，该奖项也自此成为当代葡语文学的至高荣誉。 当代葡萄牙文学对历史的独到思考 虽然早在1960年托尔加就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但1998年，若泽·萨拉马戈才成为第一位折桂诺奖的葡萄牙语作家。萨拉马戈曾做过编辑、记者、专栏作家，较早接触文学界，早年出版过几本诗集，但作为小说家的他大器晚成，53岁才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1982年的《修道院纪事》、1984年的《里卡多·雷耶斯死去那年》都大获成功，也成为其代表作。1995年，萨拉马戈凭借《修道院纪事》斩获第七届卡蒙斯奖，这一年他完成的《失明症漫记》更是助其3年后问鼎诺奖。萨拉马戈的作品很多从还原历史开始，无论是葡萄牙王朝、教会的陈年故事，还是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异名”小传，萨拉马戈都通过大胆想象开辟出一条奇异的时空隧道，构建出一个高度仿真但细节上面目全非的历史版本，妇孺皆知的典故在他绵长而充满转折的语句中不知不觉被颠覆，帝王将相的赞辞颂歌、世外贤人的清谈高论成为了戏仿、讽刺的对象，借此树立的是基于作者共产主义、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和正义论。当然，萨拉马戈激进的政治立场能为整个葡语世界乃至全球读者所欣赏，凭借的是他对葡萄牙语的天才妙用、对葡萄牙历史文化的独到思考和赤子之诚。 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是当代葡萄牙文坛的另一座高峰。安图内斯是心理医生出身，曾在葡萄牙殖民地战争末期作为军医在安哥拉服役，两年多的战地经历直接影响了其《大象回忆录》《不毛之地》等早期作品。战争的残酷与个体的苦难让作者洞彻了官方爱国主义宣传的空洞与荒谬，由此反思、批判的是贯穿整个葡萄牙历史对于海外殖民的英雄主义叙事。安图内斯的语言风格在后期愈发凝重简练，但仍保持了心理叙述的深刻与精确，他的许多小说以家庭纽带、人际关系的错位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反映葡萄牙社会走入民主时代过程中的阵痛和迷惘。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不止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海外战争，改变了上层建筑，更在微观上将无数家庭从过去的传统价值观上松绑，拥抱自由的同时也迎来失落和无措。因此，安图内斯的小说虽然充满晦涩厚重的心理描写，但仍成功引起了当代葡萄牙读者的广泛共鸣。 现代葡萄牙文坛才情各异的作家还有维尔吉奥·费雷拉、若热·德·塞纳、索菲亚·德·梅洛·布莱那·安德雷森、爱德华多·洛伦索、莉迪亚·若热、阿尔·贝托、曼努埃尔·阿莱格雷等，历史终究会留下谁的名字，还有待时光的淘洗拣选。 回望800年，葡萄牙虽偏居欧洲一隅，人口稀少，但历史因缘成为真正全球历史的开幕主角。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辉煌根源于葡萄牙民族对人类精神边界的勇敢开拓，其开放的胸襟、高远的眼界、虔诚的情怀在文学领域也绽放出灿烂成果，与此同时，航海者的形象也凝聚成葡萄牙民族气质与身份认同的核心。当荣耀逝去，帝国衰落，民族变得忧郁怀旧，其文学也是抒情多于哲思，诗歌强于叙事。后400年葡萄牙社会与文化的流变都难以绕开历史的迷局，落后狭小的土地承载着世界性帝国的梦想，怀恋过去即是盼望未来。在脱非入欧的新时代里，诚如萨拉马戈在小说《石筏》中所创造的意象，葡萄牙作为伊比利亚半岛的一部分，在欧、非、美三块大陆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全新定位与独特身份，葡萄牙文学也需要寻求新的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