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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之争”的核心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发现一个长期习焉不察的事实,以往的文学经典几乎清一色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作家之手笔。这一“经典壁垒”是建立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之上的,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文化政治色彩。可见,所谓“文学经典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权力之争”。 文学经典之争在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而推动这场论争趋于深化的原动力还是本土的文学创作: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社会新成员的形象鱼贯而行进入文学的视野,如下岗工人、待业青年、公司员工、自由职业者、农民工、小老板、北漂族、新移民等,对于底层民众这一文学群像的倾心打造,成为当今文学一道十分抢眼的亮色。其次,与各种文化身份、权力关系相对应的写作模式的形成,如底层写作、女性写作、80后写作、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等,这些写作模式往往是因其所代表的身份政治和权力关系而成立而成名的,正是这一点,使之与往常的写作模式相比,特别透出一种锐气。再次,对于文化身份、权力关系的文学表达,推助了许多中国问题的浮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种文化权力的较量扩展到贫富、城乡、地域、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总之,上述诸端推动文学理论达成一个共识: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相关,它是文化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晚近以来文学经典之争演变为一场文化权力的博弈,乃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大变动、大分化、大重组的时代大潮的激荡。 重新认识“症候解读”方法 国内学界对于大众文化/文化产业的考量曾一度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而存在一定偏差。法兰克福学派出于20世纪上半叶血与火洗礼的特殊遭遇,对于大众文化予以严厉的批判和谴责,是事出有因的,也是落下了内在“症候”的,如果将这种绝对拒斥的立场不加分析地加诸时过境迁、情况已发生变换的当代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之上,那就不合时宜了。 这就需要运用“症候解读”的方法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进行重新认识。所谓“症候解读”是指在阅读对象中往往会暴露出某些空白、缺失和沉默,而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从这些“症候”切入,去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在批判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所创建的研究方法。 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负面无限夸大,而对其正能量却隐而不彰,这就使批判理论被挪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时多有失当和失效之处。当今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经济活力的驱动而焕发的创新性、开拓性和生长性,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时代得益于技术支撑而显示的先进性、高效性和革命性,以及在经济活力和科技力量共同推助之下日新月异造福于人类的人文内涵,都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能够给出确切说明的。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所作的“症候解读”,使我们产生一个重要的感悟: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思想资料和历史借镜,但用以匡范现实问题则已不足为训,当今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对其正能量,我们理应突破以往的一些思想局限和理论误区,给予充分的估量和积极的倡扬,并在文学理论上作出科学的阐释和论证。 (作者为扬州大学教授,专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