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许多朋友纪念王小波逝世20周年，我也在重读王小波。他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优秀作家，我非常喜爱。王小波的许多作品写得很好，可谓精品，如中篇小说《黄金时代》；还有《三十而立》《似水流年》《我的阴阳两界》等，也是好作品；而《革命时代的爱情》等，虽有瑕疵，也不错。因为这些作品用怪异的手法，真实地写出了“文革”中那一代人的生存状况、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写出了他们的历史命运，写出了他们的精神困境。这类题材，王小波是写得最好的一位。王小波在一个访谈节目（这是他留下的惟一影像）中曾说，现实生活就像一颗洋葱，一层一层包裹着，剥了一层，再剥一层，层层都是假的，真的“心儿”在最里面，一般人看不到（大意）。王小波的观察具有穿透力，能够透过层层假象而看到生活的深处，能够看到最里面真的“心儿”，能够洞察人的灵魂中最隐秘的部分。而且他的语言独特别致、自成一格，老远你就会看到那语言的特有的亮光（如果把许多作家的作品混在一起，你第一眼就会挑出哪是王小波的）。他的特点是正话反说，充满着“油腔滑调”和“怪言邪语”，甚至常常杂以“淫言秽语”——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对那个荒谬的现实进行反讽，似乎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与那个“荒唐”的时代相匹配。他写的人物、事件、故事情节，只有在那个“荒唐”的时代才会产生、才能存在，他觉得只有用那种近乎“荒唐”的语言才能表现那个“荒唐”时代的“荒唐”人物和“荒唐”现实（正像卡夫卡《变形记》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但是，那种“荒唐”，过来人都知道，却是当时生活的真实面貌。
    许多论者没有看到，或者至少没有指出：王小波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喜剧，他用犀利的笔对曾经的荒谬现实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辛辣的讽刺——这才是王小波作品的最大特点和根本价值所在。
    从王小波，我忽然想起了俄国的果戈理。或许可以把王小波看作果戈理式的喜剧作家——他像果戈理写《死魂灵》那样，拒绝如某些甜嘴蜜舌的作家那样“用檀香木的烟云来蒙蔽人们的眼目，用妖媚的文字来驯服他们的精神，隐瞒了人生的真实”，而是与此相反，“敢将随处可见，却被漠视的一切：络住人生的无谓的可怕的污泥，以及布满在艰难的而且常是荒凉的世路上的严冷灭裂的平凡性格的深处全显现出来，用了不倦的雕刀，加以有力的刻画”。
    但是，尽管王小波和果戈理都写喜剧，世间享年也相仿（王小波活了45岁，而果戈理活了43岁），王小波却没有能够成为果戈理那样的伟大作家。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王小波的艺术还没有“修炼”到家——他的某些作品艺术上存在明显的瑕疵，而这些瑕疵不是不可避免或不可修整的；类似这样的瑕疵，通常在果戈理那样的伟大作家那里是不应该出现也不会存在的。譬如我刚才说的那篇《革命时期的爱情》——近乎长篇的中篇小说，窃以为写得不够精细（或者说写得相当粗糙）。它的篇幅拉得很长而结构散漫，从“豆腐坊”的“捉迷藏”到“宿舍楼”的“武斗”，从小屋做爱到小河游泳……穿结全篇的绳索总是松松垮垮；它情节枝蔓，“老鲁”的“追杀”，“×海鹰”的“帮教”，“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亲吻……总是拢不到一块儿；几个主要人物也过于“独立”、过于分散……此外，这部小说的许多语言也锤炼得不到火候。我看他的这部小说若再精练、提纯，长度至少还能压缩三分之一或更多，情节也会更集中，人物也能更精粹。他的一些“历史”小说（我是指《青铜时代》中的许多作品，其实“历史”只是空壳，里面装的是“现实”）也有这样的毛病。可惜斯人已去。倘若20年前他在世的时候，应该建议他学学果戈理。
    俄国伟大作家果戈理曾经这样述说他创作作品的情况：
    ……过一个月、两个月，有时也许还要久些，你再拿出你所写的东西来读一读吧。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对的，很多多余的，和很多没有达到的地方。你在空白上做一些订正和注解，然后再搁起来。当下次读它时，仍要在空白上添上新的注解，到那里无处可写了，就移到远一点的页边。当全部都被写成这情形时，你便亲手来把这些文字誊在另一笔记本上。这时就忽然出现了新的主意，于是，剪裁、补充、把词句重新简练一遍。在以前的文字中会跳出一些新的字句，这些字句非安置在那里不可，但这些字句不知怎样却不能起初一下就现身出来。你再放下那个笔记本吧！你去旅行，去消遣，你什么也不要做，或者去另写别的东西。时间一到就想起抛开的那个笔记本了。你拿起它，读一读，用同样的方法改一改，当又被涂抹得不堪时，你再亲自誊一遍，你到这里会发见随着文字的坚实、句子的成功和洁净而来的，是你的手似乎也坚实了起来：于是每个字也更加强硬和坚决了。应该这样做八次！有些人也许用不着这些次，但有些人也许还得多几次，我这样做八次。只在这八次的修改！必须是在亲手的修改之后，工作才算完全艺术地了结，才会得到创作的真谛。
    啊哦！果戈理原来是这样写作和修改作品的。
    果戈理的写作过程伴随着修改过程。对于这位伟大作家来说，写作即意味着修改。他之“慢腾腾”的写作和修改自己稿子的方式，在某些写作快手看来，可能近于“病态”；至少，有点儿“邪乎”，一般作家似乎做不来或不屑于做。
    然而，果戈理正是以这种近于“病态”、有点儿“邪乎”的写作和修改，创造出了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玉不琢不成器，他的《死魂灵》，他的《钦差大臣》，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如琢如磨、精雕细刻、反复修改出来的。单说《死魂灵》，这部世界名著从题材的确定到初稿、定稿，都是不断听取朋友的意见而逐渐构思、写作、加工、修改而成形、而定稿，其中普希金起了重要作用。《普希金文集》中曾经记述过果戈理与普希金的一段交往。有一次普希金看到果戈理一篇文稿的某个片段，大加赞扬：“有了这种推断人和淡淡几笔就把他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的能力，怎么不动手写大作品？这简直是罪过！”在赞扬的同时，普希金把自己的一个题材交给果戈理——他本想以此写一部长诗，他说，他是不会把这样宝贵的题材交给别人的。这就是《死魂灵》题材的来源。这说明普希金对晚辈作家（果戈理比普希金小10岁，创作生涯比普希金晚得更多）是多么器重，多么爱护，多么提携。不久，果戈理动笔写《死魂灵》初稿，并把开头几章念给普希金听。果戈理后来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描述了普希金听朗诵《死魂灵》初稿时的反应：“（普希金）开始慢慢地越来越忧愁，最后竟变得十分阴郁了。朗诵结束时，他用感伤的声调说：‘天呀！我们俄罗斯是多么悲惨啊！’”虽然初稿头几章能打动人，但是，并不尽如人意。于是果戈理在听取了朋友们的意见后，把开头部分完全重新改写过，并且更仔细地考虑了全盘计划。
    前面我引述的果戈理那段话，说他的作品要改“八次”；而像《死魂灵》这样的大作，我想可能不止“八次”吧。
    这样的写作当然很慢，但慢工出细活儿、出精品。在果戈理那里，每一个句子，都是用思索、用很久的考量得到的。别的作家毫不费力在一分钟内把一个句子换成另一个句子，而在果戈理，则要反复考量。他说他宁肯饿死，也不愿发表那没有分量的不加思考的作品。经过了并且深深体验了这样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才能够说：艺术家的一切自由和轻松的东西，都是用过分的压迫而得到，也就是伟大的努力的结果。
    如果王小波还活着，应该建议他像果戈理那样，把自己的作品至少“改八次”，精益求精。如果他真能学学果戈理，说不定中国将会出现一位杰出的甚或伟大的喜剧作家。
    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而言，说一句极端的话：伟大作家是“修改”出来的，是“提炼”出来的。当然，造就一个伟大作家，还有其他许多更重要的条件和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