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丝绸路上，敦煌是神奇的存在。1987年，敦煌莫高窟以完全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六条标准，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名录》中只有两个这样的文化遗产，另一个是威尼斯。
    2017年末，刚刚参加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三十年纪念论坛”，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就赶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给大家讲述自己热爱的敦煌。
    在敦煌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吉花瑞草，看到青山绿水，看到奔流的长河汇聚到大海，看到重重的楼阁、雄伟的殿堂、壮丽的城池，看到美丽的飞天和欢快的乐舞，这些有的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可是它在莫高窟保存了下来，生机勃勃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讲起敦煌，理工科出身的王旭东非常动情。作为第四任院长，前几任院长的故事、敦煌人的故事是他最爱讲述的。
    常书鸿，在巴黎学习油画时看到了法国汉学家出版的敦煌画册，立刻被伟大的艺术所折服，从此敦煌成为他一生的栖息之地。他去敦煌时，张大千刚要离开，告诉他这将是无期徒刑。当他的妻子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开时，他没有气馁。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批艺术家返回内地，敦煌只剩下常书鸿一人，他没有放弃，他和留在那里看门的人说，他要去内地招兵买马，带一批人再回来。那时没有人相信他。但他真的回来了，还带来了第二任院长段文杰等一大批艺术青年。“1946年到敦煌来的那批人，现在健在的，都93岁了，每天还在微信上，关心着敦煌的发展。”
    王旭东感慨，只有深知敦煌艺术价值的人才会以难以想象的精神去保护敦煌。艺术家们除了临摹壁画，也干起了风沙防治的事。每到春天，风卷着沙子，呼啸而至，底层的洞窟就会被掩埋。他们先在戈壁滩上挖沟，不过几场大风，沟就填满了。他们又在洞窟前面修筑土墙，不久风沙就翻越了土墙……“敦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那年，我也去看了敦煌，但当时看了什么，很快就忘记了，现在想一想，不懂文化的价值多可怕。他们当年的努力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如今绵延40多公里的鸣沙山，终于找到了科学的方式来治理。”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特别重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经济刚刚恢复，周恩来总理就特批了100万用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1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亿呀，这是多大的手笔。”但怎么进行保护，大家心里还是没有底，于是向梁思成先生请教，他说了十个字，“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非常简单，但又非常高深，怎么落实这十个字？经过反复商讨，基于对敦煌保护的已有认识，最后完成了这个项目，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梁思成的原则，就是尽量不改变外貌，最小干预。“我1991年来到敦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评估这个30年前的工程运行的效果。30多年了，它运行良好，而且也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
    不能不提的还有王旭东的前任、“敦煌女儿”樊锦诗院长。“她并不是学计算机的，但是看到洞窟壁画颜色的脱落十分焦急。当她在一个偶然场合知道了将壁画上的那些颜色数字化就可以为后人永久保存下敦煌的艺术，立即就向甘肃省、向国家文物局、向科技部提出要进行数字化工程。”
    国家也有魄力，给了200万。那时的200万，放到今天4000万不止，甘肃省和国家文物局各出50万，科技部出50万资金和50万的设备。“那时的50万是国家文物局一年的科研经费。结果经过6年多的努力，项目组得到了一个搞美术的和做考古的都不认可的结果，但最后也验收结项了。因为科学就要允许失败。正因为有这样的实践和先行，等到数字时代真正来临，关键的技术都取得突破时，敦煌就比别人更早知道怎样避免数据采集与输出过程的信息丢失。”
    现在敦煌已经有180个洞窟实现了数字化，有30个洞窟的数字资源中英文版都已上线，实现了全球共享。如今的“数字敦煌”项目已实现了壁画的数字化、洞窟3D模型和崖体的三维重建，通过艺术展览进校园、进课堂、进社区。
    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学术伤心史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理念，敦煌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王旭东说，未来的敦煌不仅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而且是最具活力的敦煌研究实体和最有影响的文化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