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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制阐释与跨文化阐释是何关系？ 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在国内外文学理论界受到普遍关注。由此引发的讨论，对于如何评价近百年来的西方文论，辨识其对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明确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具有重要价值。确如李春青所说：“在近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西方文论一直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其‘强制阐释’倾向也就显得格外突出，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张江的批判较之西方学者的反思更加深入而全面，也更加具有现实的针对性。”[29]但作为一种新理论，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张玉能教授在《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一文中，对强制阐释论提出质疑与批评。他认为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张江教授提出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强制阐释论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张玉能认为，“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作为一种阐释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必然会有一些非文学的“前理解”在起作用，而按照张江对强制阐释的定义，不仅从古至今的西方文论(包括文学批评)都是“强制阐释”，而且从古至今的中国文论仍然是“强制阐释”。[30] 必须承认，张江并没有完全否认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积极影响。他的着眼点在于西方文论阐释中国问题的有效性问题。在他看来，西方文化语境下的当代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的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决定了其理论应用的有限性。张江教授在辨识强制阐释论概念、范畴和具体层面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既不能简单地回归中国古代文论而排斥西方文论和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也不能全盘接受西方文论而舍弃中国文论之精华，而要立足民族性，要有自己的理论基点，合理整合中国古代文论资源、中国当代文学现象和西方文论精华。所有这一切看法，都是我所认同的。 但张玉能教授所指出的强制阐释不仅存在于西方文论也存在于中国文论，的确触及到了“强制阐释”的要害之处。这其实提出了一个强制阐释论的边界问题。任何一种概念、范畴和理论，都应该有一个适用的边界。如果将某种概念范畴和理论无限制地扩大，很可能就会扼杀这种理论的生命力。这是强制阐释论本身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强制阐释”就极有可能沦为一个伪命题。 而跨文化阐释恰好可以为“强制阐释”设定一个界限。如果说，“强制阐释”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解释文学文本，而跨文化阐释则要求摆脱自己的先在立场和前理解，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的文化处境、理论场域，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本民族的文学文本。如果说强制阐释强调的是阐释的时间性维度，而跨文化阐释则更多地强调阐释的空间性维度。“强制阐释”与跨文化阐释互以对方为前提，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而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由于存在着“跨文化阐释”这种现象，才使得“强制阐释”有了一个边界，才可以确保“强制阐释”这一概念的存在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