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是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活力，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所吹响的进军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滋养下，党领导广大民众于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所创造的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本质乃是民族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上挺直民族脊梁，主要是以民族文化做支撑。放眼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巴比伦、埃及、印度文明，均已断裂和消亡；唯有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传承至今仍然生机勃发。中华民族灿烂文化所熔铸的民族精神，始终激励着世世代代的民众奋然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 ，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指路明灯。
    高度文化自信，来自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恒久的、从未间断的、统一的稳定性与变革性
    民族文化，其实质乃是各民族在精神上把握历史进程的一种形态。民族文化的兴衰，直接折射着民族精神的本来面貌。中华民族文化绵延至今从未中断，除地理的、气候的原因之外，自秦以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制，统一的全国文字，从汉代起确立的以孔子儒家经典为准则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为自汉到清各个时期政治统一、文化统一、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即使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时期，他们也没有以自己的游牧文化取代汉文化，而是把游牧文化融入汉文化，以汉文化治理整个国家。
    仔细说来，中华文化的稳定性，还来自中华大地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这对增进各民族大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的运用，青铜器、玉器等国之重器的出现，西周至春秋《诗经》的流传，战国《尚书》以“史”入“典” ，标志着华夏文化的形成。秦王扫六合，建立中央集权制，使得各地多元文化得到了迅速整合，为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基础。除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 《礼记·中庸》 ） ，“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
    虽不合圣制” ，在文化上也要兼容（ 《史记·礼书》 ）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确立了以汉族为主、各民族共生的“天下为一，万里同风” （ 《汉书·终军传》 ）大一统的文化格局。汉文化对周边各民族产生的影响，至为深远。南北朝时，魏文帝为使鲜卑族尽快融入汉文化，主张与汉族通婚，姓氏、官服、官方语言一律汉化。宋时辽国主张以汉文化发展本民族文化，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 《辽史·义宗倍传》 ） 。女真人金熙宗读《尚书》 《论语》 ，并依据汉制进行改革。党项族建立西夏王朝，借鉴中原政治制度，推行儒学教育。元代灭宋统一中国后，重视汉文化，尊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设立书院竟达四百余所。明代至清中叶，以王阳明“心学”以及四大文学名著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复又呈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所以说，中华民族文化，它是汉族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融合而成的，是增进民族团结、强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
    通过世界文化发展史可以看出，凡断绝了文化传统，这个民族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民族活力。中华民族文化数千年来依然郁勃雄强，就是因为它具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创新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文化自信” ，必定点燃熊熊的中华民族文明之火，在新时代，引导全国人民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高度文化自信，来自中华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与吸纳性
    我在《永远开放的中国美术——再论挺直民族脊梁》一文中曾经谈到，中华民族文化，历来对外总是采取开放态度，吸收外国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而不被域外文化摧垮、促使中华文化解体，具有强大的吸纳性——即融外来文化有益成分，成为中华文化一部分。东周末年，由于贸易、战争等原因，已经打开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通道。如长沙战国墓出土的琉璃，云南滇王墓发掘的玻璃、玛瑙，均产自印度、缅甸。在新疆塔里木发现的一枚国人陶土印章，设计的竟是希腊纹样，表明当时华夏民族与希腊，在文化上有了交往。特别是我国传统图案“缠枝莲” ，则是从希腊经罗马、大宛传入。
    汉武帝时，中华民族已经形成极为强盛的统一帝国，北败匈奴，西伐大宛，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成了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大将霍去病击败匈奴，于河西走廊设立四郡。汉明帝时，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汉桓帝时，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东尼派使者到洛阳，献象牙、犀角等礼品，两国交往增多。南北朝时期，是印度健陀罗文化、笈多文化，融入中华文化最为活跃的时期。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我国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四大石窟，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凿的。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国力最为雄强、最为开放的时期。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已成为中外政务、商贸、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贞观年间，波斯5次派使节来华，多人在华入仕为官。高宗至玄宗百年间，拜占庭曾7次遣使长安。在唐代，阿拉伯帝国派来使者，竟有37次之多。来华经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不下10万人，当时允许波斯人在华传播景教、祆教、摩尼教。明朝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使得欧洲走上了以坚船利炮向海外扩张的殖民主义道路，破坏当地固有民族文化。虽然郑和7次航海下西洋，也没能改变“天朝至尊”故步自封的境地。近百年来，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许多人期待以西方科学、民主意识，改造社会弊端。但唯有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科学共产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吸收外国文化长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高度文化自信，来自中华文化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独特性与先进性
    中华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有助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这是促进世界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在明代采取闭关政策之前，中华文化以其庄重、高尚的品格，对周边地区始终具有辐射的作用。中华民族文化，主张个人的命运，永远从属于民族的、国家的命运，这是儒家维护国家统一、光照千古的价值观。应该看到，儒家崇道尚德、乐群贵和、明义重公的思想境界，自强不息、刚健进取、厚德载物的豪迈情怀，都是中华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其他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尊重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从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 、共生共融出发，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人类文明。从“软实力”来讲，主要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文艺创作诸方面。
    在哲学上， 《老子》认为“道”为“万物之宗” ，是构成客观宇宙的物质基础，又是推动宇宙运行的原动力。具有不生不灭、“独立不改”的永恒性，永远处于无起无止、无所不在、“周行而不殆”的运动中。 《庄子·秋水篇》曰，“小之微也” ； 《管子·内业篇》云，“气之极也” 。这些论述，与2500年后的今天——天体物理学所发现的“暗物质” ，又是何其相似。 《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 ，“天下万物生‘有’ ，‘有’生于‘无’ ” ，“反者道之动”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自然辩证法，于世界文化史，具有超前性。
    在伦理学上，儒家“和而不同”的价值观，所讲的都是善、美同享，和谐共生。 《周易·泰卦》 “尚于中行”的思想，到春秋战国，演变为“中和” 。 《礼记·中庸》曰：“中者也，天下之大本。 ”而“和” ，“天下之达道” 。在文艺创作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美学理念， “比”与“兴”的表现手法，意象、意境的情感表达，“刚健、笃实、辉光”的艺术风采，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总是占有独特的地位。唐诗、宋词，就是其例。在当下，为使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光彩，我们应该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