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作为自己的指导：写现实题材，写时代之变，写当下中国人的爱与痛，写现世里的沧海桑田。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文学诉求乃至美学追求也变得越发清晰，归根结底还是希望能够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既“贴着人物写”，又能发现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勾连关系，从而以具体人物入手，讲出专属于我们今天的中国故事。我参与编辑的《当代》杂志也是一本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文学期刊，它的办刊宗旨就是“文学记录中国”。上述观念都是前辈们反复强调过的，甚而在有些语境下稍显陈旧，但我本人似乎并没有因为文学方面的创新愿望而心虚、焦虑过，这想必是因为我信任自己所处的国家和所处的时代。我相信，当下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变，是能够为自己这种风格的写作提供无穷无尽的宝贵资源的。比起内涵之新，形式之新已经是末技，比起文学所应负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文学内部的种种流变也仅仅是它的“内部问题”。
    然而写作能力有限，思考能力也有限，在写作中真触及到与宏观社会、历史相关的大问题时，又总会感到力有不逮。我想，这还是由于阅历和学习的不足，使得我对今天中国所处的时代缺乏总体性的把握。何为中国？何为当下中国？在世界中的中国何为？当下的中国人又当何为？这些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现实题材写作的终极问题出现，然而作家的长处在于敏感，他们能把生活中鲜活的细节呈现出来，但他们却又往往沉溺在细节之中，从而丧失了把握总体时代的能力，时而流于偏激，时而流于矫情，时而又很不负责任地用自己的情绪和感想去替读者一叶障目。如何在写作中完整、客观地呈现、认识所处的那个中国，这对于任何时代的中国作家而言，都是永恒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似乎又注定无法从文学内部找到答案。能否获得对时代的宏观、高屋建瓴的认识，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在文学写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我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对于我们这代作家而言，有着格外突出的启迪和指导意义。首先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尤其是近些年，也许有朋友已经意识到，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奋斗，中国社会的变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节点，中国人所处的社会状况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也与以往有了重大不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相当于把那些人人心中有而人人笔下无的客观感受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表述了出来。以此作为参照反观新时期文学的那些经典作品无不是作家对自己所处、所经历的时代做出的鲜活并且鲜明的记录，那么新的时代又将如何讲述，新的时代又将催生怎样一种新的文学，这是摆在每一个正在写作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前辈的优秀作品提供了文学范式，而书写时代只能由对时代最有感知力的一群人来共同完成。另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号召。明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的中国本身已经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人为了追求美好生活所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懈努力以及饱尝的艰辛，其实与中国人在过往历史中所做的任何一次抗争和奋斗同样可歌可泣。这样一部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史诗摆在面前，我们是否能够写好它，不辜负它？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胆识不够而眼前有景道不得，还是因为自己已经脱离了生活而放任自流地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我想这也是摆在每一个正在写作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从我自己而言，我愿意做一个生活中的作家而非书斋里的作家，愿意做一个替别人发声而非自说自话的作家，更愿意让自己的写作与中国的现实发生紧密的联系，但又知道这个过程中要有很长的路要走，更知道必须不断与同仁们共勉、互相促进，乃至于对自己毫不留情地自省，才能让自己在这条写作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讲，砥砺前行确实不是一句套话。
    最后还是想与大家分享沈从文先生的一个说法。他把文学分成“思字出发”和“信字起步”两种，做出这样的区分，想必也与他当时所处的特殊时期与特殊境遇有关。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的人，或许可以从更新的角度来理解思与信的关系。相信数以亿计的普通的中国人正在把一个泱泱大国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信的基础；而在一个纷繁多变的时代保持清晰的观察与客观的心态，这是思的前提。惟有深思才能真信，心里有信才不至于空思，我愿意对当下的中国，当下的时代同时保持着思与信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