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文体当中，长篇小说虽然不及诗歌和散文那么久远和古老，但如果把它母本的历史也计算在内的话，那它已然非常悠久了。比如说在中国，长篇小说一向与史传有着相当的渊源关系，在最初的阅读与接受当中，长篇小说是被人们看作与历史叙事一样，当时的读者对于纪实与虚构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或者说，他们在主观上就不是十分倾向于将这两者进行区别。我并不是要想去仔细地梳理长篇小说的演进过程，回顾诸如此类的常识只不过是想说明，我们应该始终对长篇有一种历史的和整体的观念，并且，应以这样一种历史的和整体的观念去看待和考量当下的长篇的创作状况以及它发生的种种变化。如果这样去看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的长篇的变化是不是显得过于动荡和剧烈，它使得当下的许多长篇叙事虽然被归入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种类当中，但事实上，它与长篇的传统，与长篇在演进当中所积累而成的历史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裂隙，和长篇传统的历史所构筑的整体，在性状上的区别度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
    虽然要找出亘古不变的长篇小说的普遍特质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不难通过一些简单列举的方式指证出当下的长篇小说正在失去许多极为重要的属性，并且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文体的文化功能。比如，我们的长篇小说现在很少参与到精神价值的建构当中。我们知道，在人类的价值建构当中，文学是十分重要的一份力量。某一价值的形成并不容易，它是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潜隐到显豁，更重要的是它必须经由某一族群在行为当中予以践行或者在一定范围的人群中取得高度的认同，并且逐步成为人们的道德乃至行为规范，直至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结构和情感方式。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这些价值的指认、归纳、成形和语词化，文学在这种价值的语言化过程中恰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优秀的作家不但能够在人们尚无自觉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些价值的存在，而且能够智慧地运用语词形式把它们固定下来，同时会通过人物的塑造、戏剧化的情节和社会场景的描绘以及心理世界的描摹，反复地对这些价值进行演绎和传播。而且，某一种价值只有当它进入了文学的审美领域的时候，才能说明它在社会群体的心理和情感上得到了高度的认同。在文学的这一功能的发挥过程当中，长篇小说可谓居功至伟，其地位是后来居上，无出其右。
    说到中国启蒙主义的发生，我们不能忽视《红楼梦》等一批长篇小说的作用，当我们谈到近代革命的发生，我们肯定会看到走在前面的是当时的一大批长篇小说，至于五四以来的历次思想解放也都有作为标志性的长篇小说出现，这样的情形在西方历史上同样如此。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令人忧虑的恰恰是它们似乎忘记了长篇小说的这一思想与文化功能。许多长篇小说虽然有着一定的叙事长度，但是基本上缺少深度模式。自新世纪以来，人们就在讨论长篇小说的轻与重，这轻与重显然是多方面的，比如说题材，比如说叙事体量，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当下的长篇小说之轻首先在于放弃了意义之重，更不要说将它们纳入到自觉的价值生产当中去。我们当然知道，价值生产绝非易事。在人类的价值生产过程中，某一种新的价值的产生与旧的价值的消亡和废置可能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许多价值从它诞生起一直都是人类共同遵循的。虽然如此，人类也从来不会因为价值生产的缓慢、复杂、艰难和高成本而放弃自己的努力。人们总是在不停地思考，不停地试错，不停地提出，不停地放弃，正是这种反复筛选和检验的过程推动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不断地培育出新的价值。按理来说，价值生产与社会变化一般保持着相近的频率。人类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时候所需要的价值量也相对较少，已有的传统价值就足以满足人类的正常行为与心灵需要；而当社会变化复杂剧烈的时候，人们常常惊慌失措，常常需要新的价值引领。而当下的世界和中国正处于这样一种变化与激荡之中，按理说，我们的小说家们应当真切地去描摹当下的社会现实，去寻找生活变化的规律，并且在描摹与寻找当中去建构价值引领，给人们的精神以指向和慰藉。但是，现在的情形可能正相反，每年长篇小说的生产量可谓惊人，但是我们的小说家们似乎还跟不上生活的变化节奏，他们张皇地跟着变动不居的现实，和民众们一起惊慌失措，不知所向，他们所做的只是将这样的现实和自己平庸而杂乱的精神状况进行了文学化的表达而已。其实，价值就在现实当中，如果我们的作家能够真正把握住社会生活，是不难在其中发现社会的整体性流向，捕捉到民众的智慧和历史的诉求，和他们一起应对现实的振荡，形成向上与向前的力量。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面问题，即长篇小说对现实的把握与介入的功能。在什么是现实，如何把握现实等等问题上，我们已经积累了十分庞大的理论库存，但是，理论上的巨大累积恰恰反映出创作实践上的欠缺与无能。我们可以从一些看似十分表面的事情说起，比如长篇小说创作者的年龄越来越低，再比如我们现在的长篇小说单部写作时间越来越短，有没有想过，这些意味着什么？不可否认，我们现在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学权力部门和文学批评家们，包括文学出版与文学期刊等长篇生产机构，都在不断地寻找和推出年龄越来越小的写作者，包括长篇小说作家。几乎从当年对“80后”写作的推举开始，大家似乎都在比赛着谁发现了年龄更小的长篇小说作家，这从客观上极大的鼓励和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蜂拥着进入了长篇小说的写作。人们似乎忘记了长篇小说的写作是有难度的，除去技术的因素不谈，它重要的是前面所说的思想和这里要重点说的经验。长篇小说是一种长篇叙事行为，它虽然是以虚构的方式来支撑这一叙述动作，但是填充这一想象空间的依然还是要靠一定积累的现实经验，而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经验拥有量与一个人的生命长度成正比。现在许多的长篇小说，特别是年轻作家的长篇小说，缺少的就是经验的丰富性与饱和度，许多的长篇作品几乎没有给人们提供新的经验、新的体验和陌生的现实图景。这些作品可能有灵气，也可能很聪明，有的也不乏技术上的所谓创新，但恰恰缺少了作为长篇基石的经验。于是，连带的问题也同样出现了，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生命历程和经验积累去培育和炼就把握现实的能力的时候，他当然就无法处理现实的经验，更不用说去提升，去发现，去塑造，最终去寻找和建构价值。为什么我们时常看到这些长篇没有凝聚力，缺乏一种核心的统领？原因就在这里。这些作品不但经验稀少而且灵魂苍白。我们好多前辈作家不是这样去写长篇的，比如孙犁、赵树理、柳青、路遥、陈忠实等等，这些作家他们开始写作长篇的年龄就比较晚，他们即使已经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但却还是觉得经验不足，时常为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去深入生活，有时要花上数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去积累创作所需的经验。现在还有这样的写作方式吗？不可否认，在当下，人们获取经验的渠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广，正如有些人所说，现在不是一个经验匮乏的时代，恰恰是一个经验饱和的时代。如果仔细思考，这样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资讯并不等于经验，知识也不等于经验，经验不仅仅是对社会现实诸多现象的掌握、了解、积累，更重要的是要身在其中。顾名思义，经验，就是要经历，就是要体验，验证。如果这样去看待经验的话，那我们的许多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是不是在长篇小说写作的前提上就值得反思？就准备不足？经验既是客观性的，一个人所拥有的经验首先是对客体世界的占有，但我们也要注意，经验同时又是主观性的，它是主体对世界的认知、选择、判断，是诸多主观因素的介入和加工，直至建构，所以，任何一部长篇小说说穿了就是作家的经验呈现。当我们在一个作家的长篇小说当中看到的只是表象，只是碎片，看到的只是他者经验的转述与知识的组合，而看不到一个作家对社会的发现，更看不到他身处其中的状态，看不到他心智的投入，当然最终看不到这部长篇是一个生气灌注、圆满自足的经验世界，又怎么能够指望它能够肩负起精神世界的建构呢？我们知道一部长篇小说成书时间的长短可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更不应该人为地中断写作进程，不必要地拉长写作时间。但是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写作时间相对较长不仅仅是一种认真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作家仍然没有中断自己对社会的观察、对经验的补充，特别是思想的磨炼。在小说史上像曹雪芹那样的披阅十载的当然罕见，但是集数载之力完成一部长篇的并不鲜见，而且更有在写作过程中因为新的经验的发现而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艺术构思、创作意图甚至推翻自己写作的例子。这些极端的例子足以说明思想与经验对长篇是多么的重要。
    说到长篇之重，确实有一点需要提醒，长篇小说作为近现代以来几乎是唯一的能够承载史诗品格的文体，现在看上去似乎越来越难当此任，这并不是说史诗不适合这一文体，而是我们的创作者人为地在放弃了这一责任和品格。我同意一些批评家的比喻，史诗乃是文学之“重器”，它如同青铜宝鼎，是民族与国家意志的象征。我也同意一些批评家的说法，并不是要在外在文体特征上延续史诗，而是将史诗看成一种审美属性，甚至是文化属性与精神属性而应为时代所拥有。从文学的多样性上来看，我们当然不能只有重而没有轻，不可能只生产多卷本的巨型叙事作品，也不可能让长篇小说都去讲述宏大而沉重的主题；但是反过来说，一味地轻，一味地小，也是违反文学的多样性的。我们总要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应该担负起这样的文化职责，要为时代留下见证，要为现实留下塑像，要能表达民族与国家的意志，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拥有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因为我们需要时代与民族的心史。传统史诗与当代史诗如果有区别的话，就在于古代的史诗偏重于史，偏重于对较长时段进行编年史一般的宏大而完整的叙述，而当代史诗则将这一部分功能较多地让位于记录手段越来越先进而完备的信息技术和越来越发达的历史学科，而把注意力投向自己更为优长的领域，那就是对人命运的书写，对人的心路历程的描摹，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秘密的发现和精神图谱的记录。不过显然，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它必定要继承远古叙事的许多传统，包括相对较长的叙事时段，阔大的社会场景，复杂的故事情节，众多的人物形象，以及严肃的叙事风格。
    这些对长篇小说来讲是相对较为重要和显在的方式，如果细细深究下去，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遗忘和搁置的长篇小说技艺还有许多，而总的来说，我们似乎已经不把长篇小说看成是一种技艺，在许多人的眼里，长篇小说似乎是一种全新的文体，似乎是一个全新的事物，怎么写都可以。而实质上，以长篇小说如此漫长的历史来讲，它应该是一门古老的工艺，相应地，每一个长篇小说作者应该首先是一位技艺娴熟的工匠。一旦换成这样的表述方式，我们就会产生很多的联想和类比，正像许多的传统工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长篇小说也是如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从名称上讲，我们还在进行着许多自古以来就在干的一些活计和工艺，但在具体操作上，无论是设计、工具和技术手段，已完全与它们的历史毫无相同之处。许多的传统工艺我们现在只剩下它的语词形式，它们的实质已经完全被现代方式所置换，作为工艺，许多行当不仅仅是变异，而是永久的失传。在功用事业当中，工艺的改进可能意味着先进，但是审美领域，工艺的突变乃至传统工艺的失传却可能意味着灾难。显而易见的是，它起码是审美多样性的损失。美学史已然证明，审美是一种关系，也是一种惯性和惯例，是审美主体与客体的互动、认同与默契。我们以诗歌的方式去欣赏诗歌，以散文的方式欣赏散文，我们当然也是在以传统所给予的方式去阅读与欣赏长篇小说，那些由经典与传统教会的范式成为我们检验新的长篇小说的标准，而由传统所培育出的审美惯性将使我们去寻找长篇小说当中那些熟悉的要素，并且使我们对新的性状的接受与检验变得有限与苛刻。如果夸张一点说的话，几十年来长篇小说的进步，除了叙述上更为多样之外，其他许多新的性状对长篇小说来说是好是坏还真的很难说，而为这种叙述的进步毋宁说我们的长篇背离传统太多，所付代价也过于惨重，并且对长篇小说的审美接受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造成了长篇小说写作与接受的双重的断裂。随便说几个，比如我们的长篇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显然是极大的退化了，它所贡献出的能够站得住的人物形象与长篇小说的巨大产能实在不成比例，而与此相应的必然是许多人物塑造技艺的失传，我们在长篇小说中已经很难见到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富有个性的人物语言。其实不仅是人物描写，几乎所有的描写作为一种技艺都失传了，对环境的描写，对物的描写，对风景的描写，在现在的长篇小说中都难以见到，除了叙述，还是叙述。至于语言，我们的作家们就更不考究了，而事实上，长篇小说在推动民族语言进步，提供典范民族语言上，一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看来，真要模仿古老的谚语，对长篇小说说一句：“请慢慢走，等等灵魂。”岂止灵魂，还有那悠久的传统，漫长的来路。
    2017.12，湖景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