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本就是一句特别有文学气息的话。而文学也不失为涵养初心的一剂良药。用文学构筑审美和爱的精神家园、探寻人性的向度和人生的可能性，尤为可行。
    为何初心那么容易被忘却？因为身在滚滚红尘中，人在不断地异化，最典型的是物质、资本对人的异化，以金钱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以物质欲望为人的最高追求，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初心的迷失。这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中国先秦时期的庄子就开始抗议物质、财富、享受、欲望对人的异化和由此带来的剥削、掠夺、压迫。李泽厚说：庄子抗议“人为物役”，要求“不物于物”，要求恢复和回到人的本性，这很可能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反异化的呼声。《庄子》是哲学，更是文学，所以这可能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反异化的光辉篇章。
    两千多年后，西方思想家哈贝马斯也从广义的文学的视角深刻分析了资本对人的异化：一开始，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训练和培养了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公众，使得个体可以通过阅读和讨论进入文化共同体中，形成了文学公共领域。但随着资本主义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公众从文化批判转为文化消费。市场规律成为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在法则，不再凸显理性的公共运用这一公共领域的核心。文学公共领域的缺失，是西方社会难以抵御资本对人的异化的结构性因素。
    除此以外，权力对人的异化也不容忽视。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趋于腐败，也会导致人被奴役。古今中外，用文学对抗权力对人的异化，既是当然之理，亦是知识分子的无奈之举。以阮籍、嵇康、陶潜等文学家为代表的“魏晋风度”，不仅是对战乱频仍的衰世的抗议，更是一种“人的觉醒”，是反礼教运动与反专制潮流的汇合。在当代西方的文学谱系里，乔治·奥威尔、米沃什、布罗茨基、格罗斯曼……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能够在世界文学史上流传下去，是因为他们用文字表达出了一种普遍的良知和永恒的价值。正如班达所言：“知识分子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践的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正是由于有了他们，在两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是崇善。这一矛盾是人类的荣耀。人类文明正是在这一矛盾所造成的夹缝中发展出来的。”
    以文化人，人能弘道。不忘初心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用文学守护初心、对抗异化，则是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在《会饮篇》中苏格拉底说，诗人、立法者、教育者以及一切创造者都是心灵方面的生殖者。新时代的中国作家，要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作品播撒美与爱的种子，在人们的心灵中深深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