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城市的历史，也就为理解人类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
    对城市发展之路的探究可谓我们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主题之一，尤其是自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首破50%之后，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开始对这些赖以生存的空间产生了好奇与疑惑，而世界城市史正为我们提供解读个体成长、社会变革以及全球互通的新视角。
    用世界史的眼光来看，现代城市的勃兴并非是突如其来或千篇一律。罗格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安德鲁·里斯在其近著 《城市：一部世界史》 (以下简称《城市》) 中，就着力书写了这段超过5000年的城市发展史。里斯曾凭借《感知城市：欧洲人与美国人思想中的城市社会，1820一1940年》 以及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城市、罪恶与社会变革》两本著作，在城市社会与思想史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席位。这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城市》 一书则是西方学术界关于城市的最新著作，按年代顺序共分八章，时间跨度从约公元前3500年城市的起源直至21世纪城市面临的未来挑战。该书以一种综合性的历史书写视角，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多样而复杂的城市研究领域。
    “城市”到底为何，至今仍无定论。作为一种人造物，其概念显然囿于人类智识构成的一张持续变动着的大网之中；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人们无法把握城市的本质特征，在以里斯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看来，描述城市定居的多样性即是界定城市的最有效手段。
    当里斯向读者追溯城市的童年期时，我们能看到某些属于城市的共同特征，譬如：一定密度的人口，庞大的规模，物质结构的恒久性以及群体生活的异质性等等，而这些构成间的差异又反过来塑造出大相径庭的城市类型。有关城市的起源问题，里斯更倾向于戈登·柴尔德的农产品剩余论，但他也指出不同地区的城市布局和功能深受地理环境或统治者偏好的影响。
    公元前500至公元300年出现了不少“伟大城市”，在这一时段中城市的人口与复杂性都达到了新的水平。西罗马帝国灭亡直至中世纪结束，世界城市则经历了起伏不定的命运。西欧城市首先经历了一段明显的衰落，此时城市文明的主要缔造者转向欧洲以东及其它地区，尤其是那些充当行政中心的城市，与之对比的是，中世纪欧洲最兴旺的城市却并非是世袭统治者建造的首都，而是由群体以躲避战乱、从事生产与商业为 目的而进行选择与创造的城市。
    然而在进入现代早期以后，里斯则认为在欧洲城市的发展进程中越发可见政治的作用，因此在书写1500年至1800年的城市史时，他尤为强调世界各地的首都城市的重要性。通常在论及该时段的城市历史时容易定焦于资本大繁荣的作用，但里斯提出，索求财富建立于权力集中与扩张的基础之上，民族国家的形成于城市而言意义非凡。以当时最夺目的两座欧洲首都巴黎和伦敦为例，不仅城市规模远超非行政中心城市，而且在建筑、规划、文化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创造也鹤立鸡群。富丽堂皇的新建筑成为彰显统治者权威以及强盛国力的可视性表征，从而引发社会中上阶层对城市壮美的大加赞颂。此外，首都也滋养着城市人的精神生活，那些曾经专属于精英群体的文化活动，根据受众偏好被择选后再传递给大众，最典型的即是通俗戏剧和体育活动。启蒙思潮同样也萌芽于城市，作为智识汇聚地的首都城市吸引了大批思想家与写作者，他们清谈于沙龙与咖啡馆中，或向出版社供稿，不断激发着读者批判性地思考人类进步的问题。不过，里斯也强调，即便首都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但也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尤其体现在贫富差距方面。
    工业时代与殖民城市被里斯认为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世界城市发展的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所涉繁多，除一些被反复论及的特征以外，里斯还强调个人身份意识在宗主国城市和殖民城市的弊端中都得到了一定的强化，针对前者，他着重书写了城市志愿团体与地方政府共同协作中展现出的进步主义色彩，而论及后者时，他认为原住民的身份认同正形成于“社会同化”过程中，这使得殖民城市不仅在帝国统治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且也成为瓦解帝国主义运动的滋生地。
    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人类社会中无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里斯将这一时期的城市命运概括为破坏与重建。战争中的空袭被认为是毁灭城市的元凶，破坏不仅针对物质层面，同时也使城市居民的心灵饱受焦虑与悲观的摧残。因此，在战后期间，城市的快速复兴则同样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而当里斯回顾1950年至今的城市命运时，他把更多关注投向了老工业城市的衰落，后工业城市以及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兴起。里斯尤其关注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对城市退化的影响，而伴随去工业化而生的大规模郊区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口压力，但也遭致口诛笔伐，大量学者开始反思城乡对立的观点。繁荣之象更多地出现在后工业城市与发展中国家之中，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受益于高新技术的发展与良好的商业环境；而关于后者，里斯与那些偏爱诊断城市病的学者不同，他对城市未来倾向于持有乐观态度，注意到不少发展中国家城市自20世纪中叶以来，通常呈现快速城市化的特点，如果说19世纪是欧洲、北美和日本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么在20世纪，这些城市的城市化优势则逊于其它地区的城市，这也引发了人口迁离早前城市化水平较高国家的现象。有关发展中国家城市勃兴的归因，除了一些传统观点之外，里斯还提及城市形态的原因，譬如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群，假如缺少这类宏大建筑，就无法为集聚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居住和工作空间。总而言之，里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崛起不仅打破了旧有的城市等级系统，而且也为城市发展增添了新的可能性，他注意到世界各地已涌现出为城市文明谱写的新赞歌，或许这一趋势可再次证明：城市将牢固地屹立于世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中心位置，并成为勾勒人类未来图景的场所。
    《城市》 全书不断提醒人们重新审视这个由差异化群体共享的世界。城市的兴起、发展与变革并非基于单一要素，也很难确定到底哪种要素持续处于决定性地位，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长久以来人类充当着创造并延续城市文明的主体，因而理解城市的历史，也就为理解人类命运提供了钥匙。此外，人们作为城市居民的认同感，仍然需要从回顾与反思城市历史中获得，遥远先辈及已逝时空为后世留存的智慧，最终都将反映在建设当下城市的过程之中，城市的未来依靠的不是哪些精英的孤军奋战，而有赖于全体城市居民的协同合作，《城市》 正揭示出这项由普通民众参与城市进步的悠久传统———人们通过彼此联结，不断改进着自身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并为推动人类社会的技术、政治、文化以及智识革新贡献着力量。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