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一年前，六月份的一个晚上，天气很闷，我去新泽西州大西洋城拜访一个新闻系在读的朋友。
    熟悉美剧《海滨帝国》的读者应当对这座修筑在木板路上的城市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了解禁酒令时期，这座因地制宜的城市，如何与当年的纽约、芝加哥、爱尔兰黑帮，以及赫赫有名的艾尔·卡彭之间的联谊。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有一年的万圣节游行，我们买票去参观东方州立监狱。我不知道曾经的犯人现今被改造得如何，反正那幢监狱自塌掉以后，改造成鬼屋，代之以一个直白的名字：Terror Behind the Walls——预先揭示的恐怖总是令人泄气，哪怕是墙后边的恐怖。主办方体贴地在我们脸颊的一侧涂上些红黏土气质的颜料，而在那些神经衰弱的游客的另一侧脸上画叉，暗示鬼魂们不要袭击他们，因为他们患有神经衰弱。于是，我们带着各自的记号，深入一列牢房，果见无数条拍着白石灰的胳臂，从铁门，从梯子，从格子里面，从床板底下，啷啷作响，嘎嘎怪叫，张牙舞爪出来。我走得算快，其中的一条手还是顽强地抓着了我。我打量那条手，他便将他的那张烂脸也凑过来教我打量，着实引起了那么片刻的不适。我随身取了几枚钢镚塞去他的手里，以赎回我的手。事后想来，这是对鬼魂的不尊重。
    我不想再使人或使鬼难堪。我从主办方那顺出了点黏土，刚好派上用场。我照着我的另一侧脸打了个红叉，这样就好像领了某种符箓，那些鬼手也就纷纷错开我，专心于逮我的同伴们去了。然而主办方并非止此一招来兜售尖叫。他们安排了几个鬼魂狱卒，给游客以压迫感。前方正潜伏着这样一个小狱卒，潜伏得太久以至于在那打起盹儿来。我走近，唬她一跳。她马上记起她的身份，从她那身灰扑扑的制服里抄出一支烙铁，把她那张得意的鬼脸扬起来冲我。那张脸实在扭曲，即使安在马脖子上，都疑心给马植了皮。我更疑心，她在没事干的时候，是常拿那烙铁向自己脸上下手的。本来，她是冲我错误的一侧脸来的，当看到我另一侧脸上打的叉，显得无所适从。“抱歉，先生。抱歉。”她当然没必要像这样捏着嗓子说话，扭头跑了。也是在事后，我得知她那晚并没有化妆。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是她名副其实的狂欢。
    对于我们这一代正处于祖国上行的意气风发的留学生而言，我想语言、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构成主要问题。在我看来，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当无秩序的新，碰上有秩序的旧，彼此无所适从而已。我们习惯性地要看先进，要看高，要看大，看新，看光明、敞亮。我们提及过去，总要有所回避。论及历史，也总绕开金瓯有缺的弱宋，心心念念是要复制盛唐，哪怕是一个被影视剧重新上色的盛唐。这样视角下的纽约是啃烂了的苹果，洛城是不思进取的慵懒，芝加哥是航天城的陈迹，费城则是废墟。我们不理解，而且失望透顶。我们在他乡里抱团，认亚洲人、认华人、认中国人、认同省、认同乡，尽其所能地找到一份归属感，然后迅速分化，对立成为更小的圈子；对外，我们始终抱以善意，问早安、日安，道谢谢和不客气，向老师、向同学、向杂货店店员、向侍应生，也向陌生人。我们总是对这些人微笑，因为我们并不是总能轻松地参与到他们的谈话中间，而我们向来具有一种掩饰尴尬的天分……从这里，我渐渐地开始理解。
    我走到监狱尽头。我的同伴们没有我的机智和运气，还滞在后面人为的尖叫声中。我就要从出口离开，经过最后一间班房，里面不见有鬼手伸出来。门外设着一张桌子，立一盏灯，灯光里坐着个老头，一副标准的警司的打扮，蓝帽檐扣着额头。我想这总该是一个惊喜的花招，因而没作任何防备。他也正好叫住我，一板一眼地说：“这里关押过艾尔·卡彭。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艾尔·卡彭。”我紧盯牢房，枕头在里边发霉。我忽然意识到过往在在地发生过——倚着墙角，有两支歪倒的啤酒瓶。它们就是漂洋过海从木板路上走私来的证据。
    “那是……艾尔·卡彭的啤酒瓶吗？”
    老头站起来，冲我勾了勾手指。我凑过去。他启出钥匙，让我站去里边。我犹豫，还是钻进去。老头回身锁了门。我拍门，他摇头，只指着地上的啤酒瓶。我把啤酒瓶拎起来。他利索地从身后摸出相机，咔嚓一声，摇着显影出来，打开门，递给我，“想知道吗？自己考证去吧。”
    我已经记不清，当时在那条木板路上，我缘何给朋友讲起这段经过。然而，随后他接过那张照片，看着照片上两颊挂彩的我，失声笑了出来，“这就是你花二十美金买来的证据！”他说得不错，这是过往在在地发生过的证据。而今要想讲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最好随身携带些佐证，能与你的材料互为编织；而且，人物宜尽早地出场，你终将在小径尽头撞上他。我一向是这么做的。
    终于到我们可以好好谈谈的时候了，却已日光见短。我随便踢着沙子，问他：“你打算一个夏天都住这儿？”
    “住这儿没什么不好——你看这边的景色。就是开销大了点，不过为了毕业论文，父母一定会支持我……其实，我的课题就选在这里！”
    我不会怀疑，尽管他的证据不充分。我更不会说，我刚从赌场里把他喊出来，因为检查ID的警官进去了。不过，他必然要驳斥我，他是为他的课题搜集素材。而他之所以住在一家赌场，是因为这儿的酒店只盖在赌场上边；而要住进一家盖在赌场上边的酒店，只有伪造ID这唯一途径，关于这一点你一定知道吧。我当然知道，而且我知道，朋友之间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口角和纷争。
    他对我的识趣很开心。他说他有一则好素材，但是为了赌场的课题只得放弃了。他要说给我听。“2015年9月15日，春华动物园发生了一起老虎吃人的事件。2016年1月1日，改名为春秋动物园重新营业。9月份的时候，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咬死一位证券商，主人家也死了两口人……”
    我让他赶快打住。这故事一定要交给我。
    他是个非虚构作家。诚然，换到他的笔下，故事也会非常迷人。不过我还是劝他先把赌场的课题完成。也正是出于这个缘故，我撰写这篇小文，心情十分忐忑，遂故意隐去他的名姓，并对部分情节作了曲笔和虚构——假如这篇小文尚有情节的话，此处应是高潮。至少是我私心里的高潮——萌生一个想法的狂喜。
    意大利已故博学家翁贝托·埃科曾就虚构作者与非虚构作者作过如下区分：二者回应作品解读的方式迥然不同。对于虚构作者，对于小说家，他的一切态度已经呈现于他的文本之中了。如果生把既成的文本扔还给作者，让他们谈论自己的小说——我十分敬重的前辈亨利·詹姆斯会回答：“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有鬼？”他在说谎。他着笔的是人物的心理，而非鬼魅。然而他乐意混淆自己的作品，使其杰作The Turn of the Screw更为流传，也不失为是聪明的做法。在这里，为了不进一步误导读者起见，我只好略略地谈一谈，当我捕捉到这一想法的时刻。
    那天，夕阳把海面洒得通红。海水卷着沙子拍上来，铺红了木板路，像血，也像酒。它们是嵌到地下的证据。终于，这是一座合法的城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