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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测度：传播学·生态学·女性主义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方法论选择，在现代传播学、生态学、女性主义等层面体现出超越传统民族文学批评思维程式的时代魅力，值得关注和总结。 （一）传播学研究方法 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接受研究同等重要。这种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跨语际交流密切相关，并相应地涉及三个层面：民民传播、民汉传播和民外传播。 伴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运动，跨民族交往以及与此相关的跨语际对话和民族文化安全战略问题被提上研究日程。罗宗宇较为关注国内各民族文学间的交流特征，并提倡进行必要的跨文化研究：“所谓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的跨文化研究，是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中来研究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揭示中华各民族文学交流互动的图景，探求各民族文学关系的规律，寻求各民族文学的互识与互补”[29]。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越来越重视跨国界的审视路径。李娟认为，“跨文化作为一种研究手段，不但能够变换视点，互为主客，避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弊病，而且能够将研究对象放置在更为宽泛的背景下，从整体性、综合性的角度来考察。”[30]历史已经、正在并将继续证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已经运行到了中华性和全球化的内外多重现代化的轨道之中。当此之时，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更有必要拥有多元化的跨文化视野。 这意味着，在民民传播、民汉传播之外，少数民族文学的民外传播及其传播过程中双向乃至多向交流的现状与前景客观上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巴·苏和在论及我国蒙古族文学中的外来因素时，充分估量到这种影响的历史性和丰富性。他通过研究发现，从古代起，蒙古族在翻译出版印度、汉族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把一些经典著作吸收为本民族的文学作品，这是蒙古族历代文学迅速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31]徐其超则注意到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互鉴特征。他认为，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对外国文化的接受也呈全方位摄取、价值取向带有多元性以及大量引进新潮文学的态势，其中对“爆炸”的拉丁美洲文学和“崛起”的非洲文学吸收良多。[32]这种有选择地“洋为中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关系的基本阐释。 探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外来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如何走出国门进而影响世界文坛，则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关注的重点。李晓峰在论及多民族母语文学的对外跨语际传播问题时说，穿越汉语直接进入世界文学语境，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证明自身价值与在场的自觉行为。[33]青年学者朱华重点描述了老舍、沈从文、白先勇等少数民族小说家及其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并特别介绍了日本文学界和理论批评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解与接受状况。[34]这种跨国文学旅行中的双向乃至多向传播，与后文将要谈到的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密切相关。 在探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规律时，跨语际翻译显然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段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通常以民—汉—外的翻译路向运行，是一种二度翻译，存在着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在以文化翻译而非语言翻译为取向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民族志翻译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口头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方法，在翻译中可提供大量的民族志信息。为达成有效翻译，他建议，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宜更多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亦即更多地采取直译加注释的深度翻译方式。[35]基于此，有学者运用跨学科方法来研究诸如《格萨尔》、《阿诗玛》等文本的跨文化传播特征。比如，王治国通过《格萨尔》史诗英译过程中的多维比较研究，一方面对其多向译介和传播进行历时描述和共时比较，同时借鉴民族志诗学理论就民族史诗翻译的类型和方法做出规划和设想，以便探索当前史诗翻译的可行性策略。[36]青年学者仲林借鉴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等学术资源，对《阿诗玛》口头文本及源于口头的文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解读，同样具有启发性。[37]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传播方法的考量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当前，这种研究才刚刚开始，离深入、系统的学科化建构尚有较远的距离，因此亟待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 （二）生态学批评方法 生态观念无疑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逐步萌生的天人合一、主客互惠、物我相谐的进步体认。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8]显然。生态主义观念以及生态学批评方法之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解析，受制于全球化时代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现实语境。正如杨建军等所说，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以及少数民族与自然环境的亲近关系，使之具有生态书写的先天优势。[39]就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学批评的总体状况而言，目前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李长中在其主编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40]既重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写作的宏观表现，也不忽视对族别或区域性生态写作的分析，可视为我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纳张元认为，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看到当下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正缓缓地流淌着一种全新的审美观和自然伦理观，他们不再以刀耕火种、狩猎杀戮为原始古朴美而加以称颂，也不再试图征服或改造自然，而只希望永远做大自然的忠实守望者，他们主张人类能够通过与自然平等对话而真正回归自然，与自然同存共荣，和谐共处。”[41]其中，乌热尔图的小说《七岔特角的公鹿》、杨泽文的《大山无虎》、李智红的《喊那口老井为爹》、黄杰英的《内蒙古随笔》、黄青松的《与沅水同行》、赵丽虹的《那山那水那人》、宋占芳的《飞鹤记》、左侧统的《最后的兔子》、李友华的《响水河的情调》、艾吉的《幸福路上》、魏向阳的《潇洒风城雨》、余晓华的《想起国歌》等作家作品堪称佼佼者。对少数民族作家“回归大自然”的生态文学持正面评价的还有马明奎、王静等学者。在马明奎看来，题材与意象的结合是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叙事研究的根本命题，它涉及情节、人物以及世界三个层次。[42]王静把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的成绩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形式灵活，体裁多样，有小说、散文、诗歌、童话剧、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二是题材上弥补了自然审美视角在文学作品中的缺席，以生态为背景，涉及民族命运、生存、狩猎、死亡、战争、人的批判等主题；三是语言上采用汉语、母语乃至多语创作并行的方式。[43]王静有关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创作的研究成果，后来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一著中。 从更高层次观察，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属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占海等认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环境交往的漫漫历程中，以调适生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而形成的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观念文化的总和构成民族生态文化。[44]回族女作家叶多多也在《时代呼唤生态的民族文学》一文中呼吁，少数民族文学应该表达生生不息、蓬勃丰沛的生命气象，应该表达生命的欢歌以及对自然的敬重，应该表达健康的美学导向。她坚信，“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有更宽广的表达，而所有的敬畏与努力，都将化为璀璨的精神钻石，凝结在永恒的地方。”[45]上述源自理论和创作领域的双重呼唤，使我们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未来抱有信心。 （三）女性主义批评方法 女性主义批评源自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及其在文化、文学领域的具体实践方式。因为该批评方法强烈的社会诉求而被划归文学的外围批评行列，有时人们干脆称之为女权主义批评。现在，部分学者将女性主义批评以及由此而来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命名为女性主义诗学。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女性主义批评，是指本着女性意识而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所进行的分析、评价和研究的各种方式方法的总称。 关于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王芳、黄晓娟、田泥、刘万庆等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王芳梳理后指出，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主题发展来看，“古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一直演绎着‘闺怨’的情绪。‘五四’反封建浪潮，使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开始在社会变革、改造中表现女性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建国后十七年时期”。[46]她同时认为，只要形成性别差别的社会因素存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就有可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黄晓娟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总体判断是：“在当代多民族的文学花园里，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用执着的创作构建着本民族文化，肩负着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重塑，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精神守护者。”[47]田泥重点考察了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认为1980年代以来，无论是少数民族民间本土的叙事、多种民族文化的沟通抒写，还是融入了主流文学的写作，都着力于女性生存、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基于此种认识，田泥认真分析了少数民族女性小说的叙事追求：“小说叙事内涵由自身而及同类，立足个体生命，着眼于人类群体共同的精神处境。女性叙事视点的转折，体现为从外部探索转换成对女性本体的生命与精神的深层叩问。女性叙事话语对民间叙事有承接与超越，有机地协调了女性叙事与民族叙事，充满着诗意与理性。”[48]刘万庆等归纳出新时期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扎根现实，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二是对有关妇女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思索；三是具有较为浓郁的民族特色。[49]除上述研究成果外，任一鸣的《关于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思考》、黄玲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与发展》、管钰的《自我的表征与他者的符号——试论文本中的西部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等区域性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也值得关注。 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相关研究中，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等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方法也得到不同程度地尝试。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又称“生态女权主义”，最初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于1974年在《女人或死亡》一书中提出。其基本观点是：女人与自然有着极大的亲近性，女性生理上的月经、怀孕和生产过程以及自然生态循环类似，有其周期性规律。进而，生态女性主义者把自然与女性受压迫的遭遇相提并论，把解放女性和解决生态危机、反对压迫等一并作为奋斗目标。刘大先概括得很好：“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这里，‘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将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50] 从学理上看，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应该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对于女性主义批评渗透融合的结果。刘俐俐认为，后殖民语境中的当代文学批评秉持两大基本策略：一是关注民族和民主的双重诉求，二是关注民族文学边缘地位及其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51]基于此，有人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结合起来，在民族、国家、阶级和性别的动态关系中探讨第三世界女性及其文学问题。具体而言，广义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讨论的主要问题涉及三个方面：公私话语的设置导致了女性身份的暧昧不明；置身于性别利益之上的国/族话语对女性的暴力；为抵抗西方殖民或争夺对女性的控制而提倡某种落后的传统等等。[52]狭义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则侧重于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殖民与反殖民蕴涵，尤为关注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创作的性别觉醒与自主追求，因而在反思和重构民族文学平等生态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