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讨论人性的永恒冲突，一方面是利己与有利于后代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利他与有利于群体的行为。作为进化动力的这种冲突，似乎从未达到过平衡。人文科学不啻是我们认识与应对这类冲突的门径。正是这一冲突塑造了我们智人这一物种，也成为我们创造力的源头活水。可以说，科学与艺术拥有共同的创意源泉
    近60年前，英国物理学家暨小说家C·P·斯诺在剑桥大学做了以“两种文化”为题的著名演讲。他指出：在西方学术界，由于科学与文艺两个领域之间巨大鸿沟已难以逾越，科学与文艺应被视为两种不同文化。此后，“两种文化”这一概念便在西方学术界流传开来。斯诺也曾分别以物理学家卢瑟福与诗人艾略特为科学与文艺两个领域的代表，指出他们由于对各自领域过分自豪而忽视了对方。
    大西洋对岸的物理学家费曼也曾面对类似指责。他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曾开玩笑说，像您这样的大科学家，整日沉湎于微观量子世界，恐怕连一朵花都不懂得如何欣赏。才华横溢的费曼反唇相讥说，艺术家虽能欣赏美，但未必能像科学家体味得那样细腻和深刻。“一花一世界”，唯有对其理解得深入，方能欣赏它超越外表的壮美。
    作为古生物学家，我对费曼机敏犀利而不失风度的回答十分赞赏，由此联想到：4亿多年前的陆地上一片荒芜，尚无任何陆生植物。原始植物“登陆”后，经过近3亿年的缓慢演化，地球上才绽放第一朵花。而中国“热河生物群”中发现的中华古果化石，则代表一亿多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开花植物。尽管它麦穗般的花朵貌似平淡无奇，然而正是由于它的出现才演化出如今地球上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景，这是多么壮丽神奇！试问：我们通过生物演化的透视镜所欣赏的生命之美，又有哪一点逊色于艺术之美呢？
    其实，科学家们对美的追求与欣赏，与艺术家们不分伯仲。
    值得指出的是，一方面早期中国现代科学家中就曾涌现出一批艺兼文理的大家，比如丁文江、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等。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浸淫，既能做领先国际水平的科研工作，又能写辞章优美、立意深远的锦绣文章。譬如，竺可桢先生物候学著作所展露的深厚诗学修养，就一直为人称道。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大多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作品常常表现出科学的自然观。譬如，中唐诗人韦应物有一首咏琥珀的五言诗：“曾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诗中对琥珀成因有如此形象的描述以及合乎科学的论断，实在令今天的古生物学家们惊叹不已。
    中国改革开放伊始，更催生了“科学的春天”。当年一部优美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曾把许多像笔者这样的文学青少年吸引到科学领域。如今，这批人当中已有新一代文理兼通的科学家，其中有几位是我所熟知的，如北京大学进化生物学家饶毅、芝加哥大学遗传学家龙漫远、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古生物学家邓涛、王原等。
    放眼未来，窃以为，进化生物学或将成为衔接科学与文艺之间的桥梁。昆虫学家及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曾经和美国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有过一次对话。在这次对话中，我欣喜地看到他作如是说：生物学是与人文学科相关联并与其共同进步的。生物学当下所做的，似乎揭示了人性暧昧的根源。比如，我们一直讨论人性的永恒冲突，一方面是利己与有利于后代的行为，另一方面是利他与有利于群体的行为。作为进化动力的这种冲突，似乎从未达到过平衡。然而，倘若一味走向个体主义，社会就会分崩离析；但如果过分强调服从群体，人群便无异于蚁群了。故此，人类总是处在极富创意的冲突之中，在罪孽与美德、背叛与忠诚、爱与恨之间左右摇摆。人文科学不啻是我们认识与应对这类冲突的门径。正是这一冲突塑造了我们智人这一物种，也成为我们创造性的源头活水。可以说，科学与艺术拥有共同创意源泉。
    我记得赫胥黎说过，科学与文艺并非两件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件东西的两面。柯勒律治说得更妙，与诗歌相对的不是散文而是科学。显然，科学与文艺的融合不仅可能，而且势在必行。我十分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李政道先生也一直在热心倡导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在此我衷心期待中国科学家与文艺家们尽早开始这类对话；据我所知，汪品先院士、周忠和院士以及饶毅教授等已领先声，希望文艺界朋友们亦能踊跃响应，期待科学家们能背诵李杜和莎士比亚作品，文艺家们能了解一点量子力学的那一天。
    苗德岁， 生于1951年，祖籍江苏，旅美古生物学家与科普作家。曾获国际古脊椎动物学会罗美尔奖。除在《自然》《科学》《美国科学院院刊》等发表研究论文外，编著英文学术专著3部，译著包括《物种起源》《科研道德：倡导负责行为》，科普著作包括《物种起源（少儿彩绘版）》《天演论（少儿彩绘版）》及《古生物图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