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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阿瑟•丹托的艺术的终结、劳伦斯•卡弘的哲学的终结、卡尔•博格斯的政治的终结以及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学术界弥漫着浓厚的“终结论”的氛围。当人们正在庆幸文学——这一人类的精神家园尚未走向终结时，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则斩断了最后一丝温情，毫不留情地将文学送上了终结者的行列。[1] 一时间，“文学终结论”成为新世纪文论界备受瞩目的焦点，一大批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各抒己见。但总的来说，大多数学者对“文学终结论”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无视文学生存现状的夸饰之辞。那么，现实与话语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现代语言哲学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被语言包围的世界，“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因此，所谓的真实只能是语言制造的幻觉。博尔斯坦也说今天所谓的“现实”不过是由媒体技术和编码原则加工过的伪事件、伪历史、伪文化的堆积。“文学终结论”作为一个语言层面上的修辞命名，必然也是各种修辞手段运作的产物。因此本文试从广义修辞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终结论”这一论断中所涵蕴的两大修辞策略：话语修辞和图像修辞，揭示这一命名的虚幻性。 一、话语修辞 (1)夸张 夸张格的目的是为了凸显或强调事物某方面的特征或性质而将其放大或缩小，这样处于“背景”的原形与处于“前景”的变形之间就形成了隐与显、实与虚的张力。正因为夸张的虚幻性，所以它虽然放大或缩小了事物某方面的性状，但这只是语言上的变异，事物本身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就“文学终结论”而言，“终结”一词显然具有扩大夸张的特点，其目的是为了突出文学在当今时代所遭受的冷遇，从原先的趋之若鹜到现在的纷纷逃离，文学曾有的主流地位一落千丈，沦为“电影的殖民地”(朱国华)或“电影、电视摄制的前脚本”(彭亚非)。文学从中心向边缘撤退，文学的生存空间日趋缩减，确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足以宣告文学走向了终结。余虹认为：“当代文学终结论乃是对后现代条件下文学边缘化的诗意表达。”[2]我同意“文学终结论”实为“文学边缘化”的看法，但不同意把文学终结论看作是一种诗意表达。因为诗意给人的是温馨、惬意的美好感觉，而“终结”就其字典意义“死亡”来说，引发的是忧惧、恐慌的心理，正是由于这种心理，它才会引起如今这场延续已久、聚讼纷纭的讨论。如果是“诗意性”的，人们恐怕会沉醉其中，乐不思蜀，哪里还会争论不休。所以我认为“文学终结论”其实是“文学边缘化”的夸张性表达，因此，它并不意味着文学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一去不复返，而只是与先前作为“时代的晴雨表”的主导地位相比，不再那样显赫，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童庆炳就认为文学的边沿化是一种常态，并质问“为什么要把作为常态的文学的‘边沿化’理解为文学的终结呢?”[3]张颐武也认为“文学越来越边缘化，意味着文学越来越回到自身”。[4]回到自身的文学仍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坚守者，它是审美的、非功利的、非实用的、执著于人性的。文学并不希望所有的人都成为它的信徒，也不愿做一个登高一呼，云集响应的时代英雄，它愿在自己的精神园地里默默耕耘。 (2)复义 “终结”一词与艺术的关联最早可导源于黑格尔。根据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发展逻辑，艺术正在被作为真理表达的高级形式的哲学所取代，艺术最终将走向终结。但黑格尔的本意并不是说艺术从此不复存在，而是说艺术已经不适合作为表达真理的形式，但艺术中的某些质素仍以新的方式组合到更高一级的形式中，艺术的形式不再，但艺术的精神未灭，也就是说艺术在完成其特定的历史使命时已经孕育着新的形式的胚芽。正如“终点”同时意味着“起点”一样，“终结”处仍有新的生命在萌芽。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冯黎明的《终结与再生——关于艺术消亡问题的思考》很好地表达了终结与再生的关系。冯文指出，艺术的消亡指的是经典艺术的消亡、传统艺术观念的消亡、纯艺术的消亡和艺术门类的转化，但这些并不代表所有艺术的消亡。[5]王为理在《语言的限度和哲学的终结》中也指出哲学的终结指的是作为形而上学的、操持着形而上学语言的哲学的终结，而新的语言哲学正蓬勃兴盛。[6]这样看来，“文学终结”又何尝不是文学的新发展呢?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一开始宣称相信德里达的预言，即文学走向了终结，但在文章结尾却又对文学存有希望：“文学 ——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7]显然，米勒的话语前后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这是米勒的疏忽，还是他有意制造的语言陷阱?该如何理解米勒的矛盾呢?我以为米勒正是利用了“终结”一词的复义性质，即 “终结”与“开始”、“再生”联系在一起。所以米勒说：“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适宜。”[8]可以看出，米勒所说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指的是纯文学研究时代的结束，而不是所有文学研究的结束。新的电信时代的到来，电影、电视等新的媒介的介入必然改变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文学研究也就不能再拘束于自身狭窄的天地了。单一式文学研究的结束意味着新的多样化文学研究的开始。因此，我认为米勒的矛盾正是米勒的聪明所在，一方面，他指出了文学失势的现状，另一方面，他又为文学指出了一条新路，即向文化归依。虽然用文化取代文学，用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文学的出路问题，也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批评，但米勒毕竟没有将文学投向死亡的深渊，文学将在影视、网络等现代技术的支持下继续前行。 二、图像修辞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古老的命题在20世纪80年代遭到了怀疑。西方哲学领域内的“语言学转向”使语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甚至将其奉为文学的本体而加以膜拜。这是对以往重内容轻形式研究模式的一种叛逆和发拨，虽有矫枉过正之嫌，却使语言自身的意义得到了强调和凸显。语言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工具，它本身就蕴藏着丰富的意义，它参与了文学形象和文本意义的建构。9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浪潮的强力冲击下，语言又面临着被遗忘的命运。因为，“文学终结论”的出现正是由于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正在被大量的图像所吞噬。人们惊呼人类已进入了“读图时代”，语言正被图像所取代，我们目之所见的都是图像。彭亚非说“中国目前的书籍出版也已经到了几乎无书不图的地步，而各式各样的漫画和卡通读物也早已占据了大半个图书市场”[9]，此话虽有夸饰成分，但图像的确几乎吸引了每个人的眼球。一方面，图像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使人们沉溺于表层感官的享受中，而不愿去体味深层的美感;另一方面，图像日益缩短了幻象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它制造的逼真效果使人们的想像力萎缩，而想像、虚构、隐喻、美感、含咏咀嚼等正是文学生命力之所在。图像正是通过对这些因素的驱逐成功地排挤了文学。因此，米勒指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10]米勒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是什么，但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说的存在前提是语言媒介，共生因素即是想像力、无意识、虚构等，而新的电信时代正是图像主宰的时代。可见，正是图像的泛滥，导致了语言的失落，改变了文学赖以生存的前提，文学才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图像真的能够取代语言吗? 一方面，虽然影视、网络等现代技术为人类提供了更多、更快、更便捷、更丰富的信息;更精美、更清晰、更逼真的画面，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它始终离不开语言文字。如果仅仅图像就可以说明一切、表达一切，那么，无声电影也就没有必要向有声电影发展;外文电影也没有必要翻译成本国语言的电影。这说明，图像提供的信息是有限的，离开语言的支撑，图像世界不仅变得索然无味，而且有时也难以理解。这正像一个优秀的演员不仅要有表情、动作，而且还要有台词一样。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首先需有剧本，演员必须对剧本细心揣摩、体会，方能表演到位。从这一点来看，影视图像无宁说是对剧本(语言)的“图”解。语言为本，图像为辅，图像是对语言的说明或补充。 另一方面，文学文本的图画化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无图不书”，也远没有达到只有图画而没有文字的纯“画本”小说。其次，文学文本的图画化也仅仅限于故事性较强的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文本则很难用图画来表示。再次，故事性文本的“图说”倾向也多集中于名著，那些处于无名状态的文本仍难有被“图说”的机会。这些事实说明文学文本的图画化虽较先前的插图本呈现出以“图”为本的趋势，但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文学文本来说，仍只是一股小小的支流。而且被图说的文本(1)必须有语言文字相伴，必须以原先的文字型文本为参照;(2)与原先的文字型文本相比，它的内容不仅大大简化，而且丧失了语言文字所能呈现的韵味。此外，从文学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图说文本不仅造成了纸张的大量浪费，而且破坏了文学生态的平衡，图像对语言文字的覆盖显然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表现。 因此，无论是文学的视像化(文学被改编为电影、电视)，还是文学的图画化(文学名著被图说)，都无法舍弃语言文字而完全代之以图像，图像虽然挤压了语言，但永远离不开语言。只有图像没有语言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图像与语言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取代关系，而是你帮我助的对话共生关系。 文学是语言、语象和意义构筑的审美世界，虽然语言不是文学的本体，但语言之于文学的意义却是至关重要的。童庆炳认为文学不会终结的过得硬的理由是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场域，而这一独特的审美场域的奥秘还是在文学语言中。“文学语言所构成的丰富的整体体验，不是其他的媒介可以轻易翻译的。”文学语言所传达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那种丰富性和多重意义，那种独特的审美场域，依靠图像是永远无法接近的”。[11]李衍柱也认为“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它的未来的历史使命，始终同语言共生共存。语言与审美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是文学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前提。”[12]可见，虽然图像所创造的“视像”更直观、更形象、更生动、更逼真，但也窒息了想像力，阻断了美感的深层体验，因为“完全真实的形象具有存在的不容置疑的个别性，而且它的感觉实在性使它的全部意义和意味都集中在完全为它自身所限定的所指上，而不太可能形成更大的审美能指空间”[13];而语言文字所创造的“语象”虽留下了“言不尽意”的缺憾，但同时也留下了让人驰骋想像的空间、含咏不尽的韵味和震撼心灵的体验。正是在此意义上，朱国华认为“电影制造的虚幻满足并不能代替人类内心的真实需求(这是语言艺术之所长)。语言和思维甚至理性的共生关系使得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永远不会过时。”[14]当然，我们在强调语言重要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或贬低图像的意义。新的传媒技术所提供的图像使得传统以语言文字为本的文学变得更加丰富，图像与语象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图像的出现并没有改变文学的本体：言、象、意的审美世界。因此，文学终结论者试图用图像取代语言的策略来为自己辩护的做法是经不起现实检验和理论推敲的。 参考文献 [1][7][8][10][15][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2]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3][11]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4]张颐武《“纯文学”的讨论与“新文学”的终结》，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 [5]冯黎明《终结与再生——关于艺术消亡问题的思考》，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 [6]王为理《语言的限度与哲学的终结》，学术研究，1996年第5期 [9][13]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12]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2002年第1期 [14]朱国华《电影：文学的终结者》，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作者署名单位：福建闽江学院中文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讯：350007，福州福建闽江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