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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引自网络 （1996年，台湾中央日报编发了一组“大师印象”，其中曹惠民先生的《散谈情怀清明文章—— 钱谷融 教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信念》一文写出了钱先生的学识才情和人品风范，当谈到《论“文学是人学”》时，文章写到：“在这篇论文中，钱先生根据他多年悉心钻研，深入思考，阐述了他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他认为文学的中心是人，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是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标准；而在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也在于他对人的看法，在于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钱先生之所以能凭他并非多产的论著确立其‘有独到见解的文艺理论家''的声望，固然是由于‘文学是人学''论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由于他在坎坷和厄运降临时表现出的理论勇气，更由于他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不为外力所动，从而令人心折地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一个真正钟情于文学的理论工作者的人格光彩。”） 殷国明 钱先生，从您当年那份没有自我批判的“自我批判提纲”来看，你写《论“文学是人学”》是有感而发的，它涉及到了一些基本的文学理论观念问题，所以才引起了如此持久的批判和争论。 钱谷融 是的。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一共谈到了五个问题，就是：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我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上面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最基本、最必要的标准；就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而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的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内容大要。 关于那篇文章的题目，还得交代几句。我原来在题目上是既未加引号，也没有“论”字的，就叫做：文学是人学。我虽然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叫做“人学”的意思，却未见他说过“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话。所以在我长达35000字的文章中， 也通篇看不到曾经出现过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这样的说法，引号也只打在“人学”上，从来没有打在“文学是人学”上过。那么，后来题目怎么会变成《论“文学是人学”》的呢？那是因为接受了许杰先生的意见而改的。许杰先生是当时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我的文章写成后第一个就是给他看的。他看后很鼓励了我一番，并建议我为了使标题更能吸引人，不如索性改为《论“文学是人学”》。我虽然并没有看到高尔基曾经明确说过“文学是人学”的话，但认为他显然是有这样的意思的；而且我的文章主要就是为他的这一意见作一些阐释和发挥，把题目写成《论“文学是人学”》，不但更醒目，立论的根据也更明确了。因此就接受许先生的意见照改了。这几年来，报刊上常见有把“文学是人学”作为高尔基的原话来引用的，这很可能是受了我的文章的题目的影响，我是不能辞其咎的。我曾想写文章说明，并准备在《论“文学是人学”》重印时，把题目改成《论文学是“人学”》。但继而一想，文学是人学这一观点已经流传开了，并已为文艺界的许多同志所接受，而且，正像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所说，这一意见“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那么，只要不把这句话当作高尔基的原话，而只作为过去许多哲人，许多文学大师们（其中也包括高尔基）的意见的概括，我想也并无不可。因此，我决定不去修改这个题目了。 殷国明 这件事我也曾听许杰先生生前谈起过。而您在这篇论文开首就写到：“高尔基曾经作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我们在说明文学必须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必须创造出生动的典型形象时，也常常引用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但我们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艺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理论家离开了这把钥匙，就无法解释文艺上的一系列的现象；创作家忘记了这把钥匙，就写不出激动人心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来。这句话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而过去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也都充分证明着这一意见的正确。高尔基正是在大量地阅读了过去杰出的文学作品，和广泛地吸收了过去的哲人们、文学大师们关于文学的意见后，才能以这样明确简括的语句，说出了文学的根本特点的。”对此，我印象颇深，我觉得您所进行的是一种对文学本身基本意义的探讨，这正是我们最缺乏的，比如什么是文学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似乎一直在舍本求末，难得在基本理论上有所突破，而您的《论“文学是人学”》开宗明义就在探讨回答这个问题。 钱谷融 什么是文学？当然是一个深刻的，也是基本的文学理论命题，也实在很难用几句简单的话把它说清楚。古往今来，人们不知为文学下过多少定义，立过多少界说，但几乎没有一个能够使大家感到满意。因为文学现象实在太复杂了。从最早的《诗经》、《伊里亚特》等作品算起，文学已经有了 3000年左右的历史，3000年来，出现了多少作品？这些作品，从题材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是千差万别，很不相同的，前后的发展变化更是异常的大。要想用三言两语把它们的共同特点清晰地揭示出来，真是谈何容易！将近30年前，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曾经援引高尔基的意见，把文学称做“人学”，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论证和阐释，认为这个名称，最能简明扼要地揭示出文学的根本特点。不想却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险些儿遭到灭顶之灾。 其实，我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提出什么个人的独到之见，更丝毫没有故意标新立异的地方，所表达的可以说大都只是一些常识性的意见。就连把文学称做“人学”，虽然出自高尔基之口，“也并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正像我在文章的开头所说，“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我的文章，不过是把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一些我认为至今还有生命力的意见复述和重申一下而已。这样一篇文章，在当时竟会被认为是一种非大张挞伐不可的异端邪说，看来不免有些奇怪，仔细想来其实也是并不奇怪的。我在文章中，虽然并没有打出反教条主义的旗号，但反教条主义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当时，国际上确有一些人常常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主义来加以攻击，我们的许多同志则习惯于喜欢反其道而行之，就偏要把货真价实的教条主义当做马克思主义来加以保卫。凡是攻击教条主义的，就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我自然也就难逃厄运了。 殷国明 我想这和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密切关系，我曾在《新文学论丛》上谈过张景超先生所写的一篇文章，题为《 钱谷融 文学评论的特色》，其中特别提到这一点。“早在 50年代，我国文艺界就流行着一种教条主义、极左的理论。有些人只知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理论、原则，直接转入文艺领域，他们根据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哲学命题，制造了一个文学要反映整体现实、生活本质及社会发展规律的“目的任务”说。他们虽然也谈论人物，谈论典型，可是他们所谓的人物、典型不过是表现整体现实、生活本质、社会发展规律的工具罢了。”而您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学是人学”，实际上是对当时中国文坛已经形成的一整套极左思想理论的一种挑战，足以引起人们对那一套东西深层次上的怀疑，所以受到严厉批判是必然的。比如，您的论文一开始就提出反对“工具论”，可以说一下子就触及到了极左文艺思想的要害之处。 钱谷融 有那么严重吗？（钱先生笑了） 殷国明 当然。让我们重温这一段吧。 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这已经成了常识，无须再加说明了。但一般人往往把描写人仅仅看做是文学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如季摩菲耶夫在《文学原理》中这样说：“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这就是说，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的任务，是在反映“整体现实”，他之所以要描写人，不过是为了达到他要反映“整体现实”的目的，完成他要反映“整体现实”的任务罢了。这样，人在作品中，就只居于从属的地位，作家对人本身并无兴趣，他的笔下在描画着人，但心目中所想的，所注意的，却是所谓“整体现实”，那么这个人又怎么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个性的人呢？而且，所谓“整体现实”，这又是何等空洞、何等抽象的一个概念！假使一个作家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反映整体的现实”，假使他是从这样一个抽象空洞的原则出发来进行创作的，那么，为了使他的人物能够适合这一原则，能够充分体现这一原则，他就只能使他的人物成为他心目中的现实现象的图解，他就只能抽去这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抽去这个人物的灵魂，把他写成一个十足的傀儡了。应该说，季摩菲耶夫还是比较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的。在他的那本《文学原理》中，有着很多精辟的见解。那本书，在苏联虽然受到很多人的非常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但我以为这些批评和指责未必都是正确的，然而这里所提到的一点，却是一向毫无异议地为大家所接受的。在苏联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正因为这种理论是一种支配性的理论，在我们的文坛上也就多的是这样的作品：就其对现实的反映来说，那是既“正确”而又“全面”的，但那被当作反映现实的工具的人，却真正成了一把毫无灵性的工具，丝毫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 钱谷融 我的口气没有什么挑战性吧。 殷国明 您的口气很温和，但提出的问题一点不含糊，不仅深刻而且尖锐。 钱谷融 自然，我的文章从当时来说，犯忌的地方很不少。譬如，我反对把文学创作当做一种只是为其他目的服务的工具，而在当时，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之说，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譬如，我认为，“在文艺创作中，一切都是以具体感性的形式出现的，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的。抽象空洞的信念，笼统一般的原则，在这里没有它们的用武之地。”在当时那种一味强调抽象的思想性、把文艺的宣传作用看得高于一切的气氛中，我这种说法自然要被认为是排斥作品的思想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了。而我所说的“抽象空洞的信念、笼统一般的原则”，当然更是不由分说地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直接攻击。其实，道理很明显，任何一种科学原理，要是不能跟自己的思想感情相结合，要是没有渗透到自己的视觉和听觉中、渗透到自己的整个心灵中，使它融入自己的血液，化为自己的一种内在的东西的话，那么，它在文艺创作中的确很少用武之地，对作家来说，也确乎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但在当时那种只重态度只看招牌的特殊气候下，谁还有心思来考虑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呢？ 殷国明 我想，正因为您的论文涉及到了文学的实质性问题才遭其厄运的。再比如，您当时就提出对“文学反映现实”论的置疑，就切中了我们文艺理论的实质性问题。 钱谷融 是的，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文学不能够或者不必要反映现实。不是的。文学当然是能够，而且也是必须反映现实的。但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我认为这样来理解文学的任务，是把文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等同起来了，是违反文学的性质、特点的。这样来对待人的描写，是决写不出真正的人来的，是会使作品流于概念化的。 殷国明 您在文章中也是这么说的，而且后来又继续进行了阐释。 钱谷融 我认为文学的任务，主要应该是影响人，教育人。应该是鼓舞人们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在于反映现实。因为，正如周扬同志在《生活与美学》译后记中所说：“艺术再现现实，只说明了艺术发生的根源和内容的性质，并不能说明它在历史上的重大的作用。”高尔基也一向认为消极的任务是文学所不足取的。把文艺的意义、作用，局限在反映生活这一点上，就等于是否定了文艺的存在的必要。文艺反映现实，这当然是个无可争辩的唯物主义的命题。但这一命题只是说明了存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并没有多告诉人们一些什么。人们通过这一命题，并不能对文艺的性质、特点有所了解。而且，“现实”这个概念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一切存在，都是现实。文艺所反映的现实，是否有它的特定范围呢？是否有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对象呢？根据别林斯基的意见，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认为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不在于内容，而只在于创造内容的方法。有的苏联文艺学家也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文艺的对象是人，是人的环境，以及人对环境的态度。我是赞成的。我认为在文艺中，所谓现实就应该是指的人的个性（人的思想和行动，理想和愿望）。因为，人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离开了这些，就没有所谓“人”，就没有人的性格。所以人，可以说就是具体的现实。而一般观念中的现实，只能是文艺的背景而非对象，只能是文艺的出发点而非目标。否则的话，像抒情诗、音乐、舞蹈、雕刻等等，怎样能反映现实呢？正因为人是社会现实的焦点，是生活的主人，所以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现实，抓住了生活。你只要真正写出了人，写出了人的个性，就必然也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当代复杂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就必然也反映了整个现实。我认为当时的许多作品之所以还缺乏巨大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家是从“艺术的任务是在于反映整体的现实”这一命题出发，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全面地反映现实的各方面的动态，而又不把他们集中到主人公的个性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来描写，因此，使得主人公的形象在作品中被冲淡了，好像他只是为了反映现实的需要才被引进作品来的一个工具，而对于现实的反映也由于没有能抓住作为现实的焦点，作为把现实的各方面联系起来的枢纽的人，因而也往往是支离割裂，不能给人以一个统一完整的感觉。 殷国明 这真是精彩。怪不得张景超对您评价说：“他的评论所独具的真知灼见，雄辩力量及其形象性使人确信：他是第一流的评论家。” 钱谷融 张景超先生是过誉了。不过当时我虽然遭到种种批判甚至攻击，但是并没有丧失学术上的自信，我是期望并且相信自己的观念总归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和理解的。 殷国明 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如今“文学是人学”已成为文坛最流行的名言，您的思想已经被人们广泛认可。但是我很想知道，当时您那种理论的自信是从何而来的？ 钱谷融 除了我人生态度很真诚，绝不曾想到自己会去“反对马克思主义”之外，我始终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根是扎在艺术实践中的。我已说过，“文学是人学”这个观点并不在乎是谁说的，它之所以能得人心，是由于它是从艺术实践中来的，是被许多优秀的艺术大师的创作所证明甚至所显示出来的，我之所以忠诚于这个观点，也首先出之于我对这些艺术作品的感受和理解，我在论文中就已写到过：过去的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们，都是把文学当做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来看待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鲁迅在他早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以“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为诗人之极致。他之所以推崇荷马以来的伟大文学作品，是因为读了这些作品后，能够使人更加接近人生，“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这种看法并不是鲁迅一个人所独有的，而可以说是过去所有杰出的、热爱人生的诗人们的一种共同的看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文学的作用时也这样说：“诗人指导人们趋向于高尚的生活概念和情感的高贵形象：我们读诗人的作品，就会厌恶那庸俗的和恶劣的事物，就会看出所有美和善的迷人的地方，爱好所有高贵的东西；他们会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善良，更高贵。”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诗人，都是本着这样的理想来从事写作的。要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除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高尔基在他的一篇题名《读者》的特写中，是这样来说到文学的目的和任务的：文学的目的是要帮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身上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 殷国明 您说得真好，但是当时有人认为这样强调“人”，是否斩断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取消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职能。 钱谷融 这种顾虑（或者简直是对我的责难），其实是不必有的。除非作家写不出真正的人来，假如写出了真正的人，就必然也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一定的社会关系。因为，人是不能脱离一定的时代、社会和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的；离开了这些，就没有所谓“人”，没有人的性格。我们从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时代、社会和阶级的烙印。这些烙印，是谁也无法给他除去的。曹雪芹难道是为了要反映封建社会的日趋崩溃的征兆，为了要反映官僚士大夫阶级的必然没落的命运而写《红楼梦》的吗？当然不是的。他是因为受到了对于贾宝玉、林黛玉等人（这里不谈这些人是怎样闯进他的心海里去的问题）的一种无法排解的、异常深厚复杂的感情的驱迫，才来写《红楼梦》的。但是我们通过这部作品所看到的，却决不是贾宝玉等人的个人生活史，而是当时的整个时代，整个社会。对于《哈姆雷特》、《唐·吉诃德》、《奥勃洛莫夫》以及《阿 Q正传》等等，我们都可以这样说。 人和人的生活，本来是无法加以割裂的，但是，这中间有主从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反过来，你假如把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作为你创作的目标，那么你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所谓生活本质，也很难揭示出来了。所以，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说文学的目的任务是在于揭示生活本质，在于反映生活发展的规律，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因而也就必然要扼杀文学的生命。 殷国明 这个问题直接触及到了当时对于“典型”的流行观念。即使在以后几十年的教科书上，也总是把典型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又唯一表现在阶级性上。这种观念在我们文艺理论界统制了几十年，至今仍然不能说完全消除了。 钱谷融 关键是如何对待文学本身的问题，是把它看成是工具，还是把它看作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当然，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把典型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这种理论的错误了。然而，当时对于我们这里所论述的——把揭示生活的本质、反映生活发展的规律当作文学的任务，而把描写人仅仅当作为完成这一任务所使用的工具，对于这种理论的错误，却习焉不察。其实，这两种错误是相互联系，其性质也是极为类似的。因为，既然把文学的任务确定为揭示生活的本质，反映生活发展的规律，而在文学中，这一任务又必须通过典型化，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那么，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最好自然就莫如干脆把典型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了。 殷国明 这样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文艺的独立地位，造成了艺术主体的丧失。 钱谷融 是啊。我记得当时就在文章中提到，把文艺的意义、作用，局限在反映生活这一点上，就等于是否定了文艺的存在的必要。因为，如果我们所要求于文艺的只是在于概括地反映现实现象，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的话，那么，科学会把这些作得更精确、更可靠的。这样，文艺就失却了它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特殊领域而存在的意义了。然而，人们却并不因为有了科学就不需要文艺，而文艺也并没有因为科学的日益发达而渐趋衰落，可见文艺一定是有它的特殊的、不是科学所能代替的任务的（这种任务，在高尔基看来，就是影响人，教育人，就是鼓舞人们去改造现实，改造世界，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且，假如我们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首要任务，那么，对于那些杰出的抒情诗篇，以及从个人主观的热情与理想出发的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品之如此为人喜爱，如此受人重视，就很难解释了。所以，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就不但说明了文学的对象是什么，而且，还把文学的对象和它的性质、特点，和它的任务、作用等等相统一起来了。我觉得，在今天，对于高尔基把文学叫做“人学”的意见，是有特别加以强调的必要的。 殷国明 当时提出这一点，的确得有一定勇气的，因为当时只是革命政治才能算是目的，文学只能是政治的工具。你如何强调文学对于人的描写，把它说成是文学的目的所在，任务所在，没有感到有冒险吗？ 钱谷融 没有想得那么多，因为我觉得这里一般的文学道理，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整个世界文学的历史，都可以为它作证。全人类共有的文学宝库，是一长列的人物的画廊，把这些人物的画像（他们或者戴着诗人自己的名字，或者叫做别的什么）从宝库中抽去，这个宝库也就空无所有了。古往今来的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把他一生的心血，交付给了他所创造的人物，他是通过他所创造的人物来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而我们也就根据诗人在他的作品中是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来判定诗人的作品的好坏，判定诗人的品格的高下的。我们之所以对于所有充满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们，永远怀着深深的敬仰与感激的心情，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作品里赞美了人，润饰了人，使得人的形象在地球上站得更高大了。高尔基把文学当做“人学”，就是意味着：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