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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引自网络 【题记】“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 30年来， 钱谷融 先生高标“文学是人学”的观点，痴心不改。当年，他写《论“文学是人学”》，使了一个障眼法，说这个提法是高尔基的，时过境迁，经过查证，高尔基并没有明确说过这个话，这句话的发明权是钱先生的。今天，我们请钱先生重谈这个话题，是想让我们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更富于人道主义精神。 殷国明：钱先生，您最近在谈到当代文学创作时强调，一个伟大作家，首先要有一颗博大的心，并且再一次提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人道主义思想的意义。这能不能说这二者是紧密相连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拥有这种博大心灵的基础？ 钱谷融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现代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观念的文学创作与理论为发端的。我们可以“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为证来充分证明这一点。例如，鲁迅的小说和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等，就是十分鲜明的例子。无怪乎茅盾就曾说过：人的发明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目标郁达夫则以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连鲁迅也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弹指七十年过去了，但我们现在是否就能认为人道主义文学在中国已经成熟发展了呢？只要了解中国现当代的历次文学论争，就不难回答这一问题。 对此，我想说的是，所谓人道主义文学观，既强调对人的普遍关心和爱心，也强调人本身的个性意识。它既是一种理论观点，也是一种文学精神，但不管是一种观点还是一种精神，它都试图将文学的存在与人类的生活感受和心灵活动联系起来，强调人的存在及其情感对于文学的根本制约作用，把文学看和是人的存在的一种表现方式，并追求一种文学与人的合二而一的崇高境界。我认为这是文学永恒的基本所在。如果从中国的整体文化方面来考察，那么，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还鲜明地具有一种革命意义，这就是它突出的现代启蒙性质。这是“五四”中国文学传统在当代的继续和发扬，同时，对于各种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还相当浓厚的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人道主义文学在当代无疑扮演了一个革命的角色。在这种意义上，更没有理由说它是保守的。 殷国明：我记得这也是《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一种基本思想。 钱谷融 ：没错，不过当时主要围绕着作家世界观问题展开的，我的观点是世界观在作家创作中的作用很大，它与创作方法并不矛盾。显然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这当然与作家的思想，与作家的世界观有关。但所谓世界观，是人的各种观点的总和，它本身是既统一而又有矛盾的。在对待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并不是全部世界观中的每一种观点都起着同等的作用，而是有主从轻重之分的。在文学领域内，既然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那么，作家的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 殷国明：对于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讨论，现在看来，当时主要强调世界观的作用，实际上是要在指导思想上统一划归，解决“立场”问题，结果仍然是作家评论家思想独立性的丧失。 钱谷融 ：也许在回顾文学史的时候，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当时首先考虑到的是文学的生命力。因为我所接触到的许多大师都无不尊重人，他们的作品中无不闪烁着人性和人道主义光彩，比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如何解释他们作品所显示出的伟大艺术力量呢？光从阶级立场出发，不仅说不清楚，而且会自相矛盾，而过去，都是根据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认为是他们的先进的创作方法突破了他们的落后的世界观，把这种现象归结为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是这种解释总不能十分令人信服。 殷国明：文学是一种生命现象，用一种思想教条解释一切，总会给人一种机械的感觉，这时候文学作品好像也成了说明某种思想教条的工具了，如果符合了，那就是“充分说明”某公式教条的正确性，如果不符合，那就是作家作品的“局限性”，这种文学批评总给人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 钱谷融 ：当然，我们说过真正的艺术家决不把他的人物当做工具，当做傀儡，而是把他当成一个人，当成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有着一定的思想感情、有着独立的个性的人来看待的。他一定是充分尊重这个人的个性的，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是非爱憎之感来描写这个人物他可以在他的描写中表示他对这个人物的赞扬或是贬责，肯定或是否定正像在生活中，他可以通过自己对一个人的评价来介绍这个人一样。但他决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的人物身上去，强使他的人物来屈从自己的意志。在生活中是如此，在作品中也是如此。这样一说，所谓“熟悉并尊重艺术的这种规律性”，其实是应该说做“熟悉并且尊重他的人物的个性”的！所以，这里，重要的倒是在于作家对于人物的态度，在于作家对于人物的评价。面对人物的态度问题、评价问题，就在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问题，不如说是作家的美学理想问题、人道主义问题了。所以，我们与其把托尔斯泰之所以由原来的想贬责安娜，终于变成同情安娜，赞扬安娜，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倒不如把它当做人道主义的胜利来得更恰当些，更容易理解些。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怎么能对安娜这样的女子，对于安娜这样的遭遇，不深深地寄予同情而反加以贬责呢？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是托尔斯泰对不幸的安娜的人道主义的同情，战胜了他在妇女问题上和家庭问题上的反动思想的。 殷国明：您如此推崇人道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您是否当时就考虑到自己过分推崇了人道主义，过高估计了人道主义精神的作用了呢？ 钱谷融 ：我是认真考虑过的，但是我坚持相信，如果是就文艺而论，那么，人道主义精神的作用，恐怕还要远比我上面所说的大得多。因为我们看到，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是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假如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等概念，并不是在每一篇古典文学作品的评价上都是适用的话，那么，人道主义这一概念，却是永远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篇古典文学作品上的。也许人道主义精神则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最低标准却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而且是任何人都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着的。够不上最低标准，而且是任何人都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着的。够不上最低标准，就是不及格，就是坏作品。达到了最低标准，就应该基本上肯定它是一篇好作品，就一定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再说，谁能够从古典文学作品中，举出一篇，不管是属于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的，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来呢？但是，我们却可以举出很多既不是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的，也并没有什么人民性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来。像当时我们的文艺界所争论的李后主的词，就是属于这一类。 如果评价一切作品都要用阶级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等标准，那么李后主的词，王维、孟浩然以及许多别的诗人的许多诗篇，就都只能被排除在古典作品之外。这样，不但会大大削弱我们的文学宝库，而且，还是违反人民的爱好，违反人民的感情的。人民可能并不懂得什么叫阶级性，什么叫现实主义，但是他们却都有一定的欣赏和鉴别文学作品的能力。他们的唯一的标准（往往也是最可靠的标准），就是看作品是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的？是不是尊重人、同情人，是不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的？一句话，是不是合于人道主义的原则的？虽然他们也不一定懂得什么叫人道主义。 殷国明：这也就是说，人道主义是人类共同享有的一种精神，也是人类互相沟通理解的一种感情基础。伟大的作品之所以能感动人，重要一点就是能触动这种人类的共同情怀。 钱谷融 ：事实的确如此。我还记得美国作家 Albert Maltz的一段话。他说怎么能不是呢？作家是一个人，他被别人的苦难感动了。假如一个作者不采取人们的生活作为素材，他将采取什么呢？假如他的心充满同情，他的智力善于探索，他的眼光敏锐——他怎么能避免描绘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呢？——或者死心塌地，不再向往一个更好的世界？从有作者开始写作的日子起，人类一直过着动荡的生活，世界一直在行动或者震荡中。没有一天平静过，每天都有人受难！每天都有些人心在希望、梦想变更。而世界文学中的大部分作品，他认为，就是从这种基本情势中产生的，都是基于对人民的同情和热爱，都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为了帮助人。如果一个作者不是这样的人道主义者，他就决写不出能够感动人、能够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不管他是个现实主义者，还是个浪漫主义者。比如，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拜伦与雨果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四个人之所以受我们的称颂，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渗透着尊敬人、关怀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的缘故。 殷国明：这也就是说，人道主义对艺术创作来说，实际上是超越各种各样创作方法的，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在现代主义文学中，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人道主义思想是否已经有点过时，或者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钱谷融 ：我认为并非如此。当然，世界在发展，文学也在进步。但是，文学的进步并不表现为后来居上甚至以后者否定前者的形式。在现代主义文学浪潮中，巴尔扎克等丝毫没有动摇过自己的经典地位。倒是那些企图在文学历史上人为地划出一条对立鸿沟的人，才是文学上的保守分子，因为他（们）想割裂的是文学本身，而采取的则是一种貌似进步的机械主义方式。这种倾向的存在，对于中国人道主义文学的发展显然也是一种困难。现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人道主义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应该说，自“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在西方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已成为西方文化的心理积淀。但在中国，人道主义还没有，或者正处在建构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道主义不仅在现当代文学中，而且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丧失它的价值和革命意义。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专制主义还远远没有被消除。因而，“中国现代主义”过早过激地宣布人道主义在中国过时，无形中也就为传统专制主义的复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还想指出的是，即便在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中，人道主义还是非常重要的，仍然是其打动人心的基本因素之一。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其中有价值的作品无不能够深刻表现了人类在现代生活中的某种具体处境和心境，无不和这些作家对人性的深刻体验和洞察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家作品都继续深化了人道主义，而不是抛弃了人道主义。 殷国明：过去有人把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近年来又有人把人道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看来这两种人都陷入了同一种思想误区。 钱谷融 ：人道主义是博大的，它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基本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对人自身的尊重、理解和自信，希望人类有更美好的未来，顺便说一句，这些年来后现代主义思潮风行，有人就认为“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在解体，人道主义已经站不住脚了，我看就不是。过去确实有把人自身地位抬得太高的倾向，因为科技发达了，能力提高了，人就无所不能了，不再尊重自然尊重养育自己的地球环境，助长了人类自高自大甚至贪婪的情结，也破坏了自己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反人道的，因为它们已危及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我们反对它们并希望纠正它们，并不是要反对人本身，而是为了人，追求人类更好的生存环境，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早就有尊重自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学思想。老子讲“道德自然”，认为人活在优美的大自然中，与大自然息息相通，融为一体，才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所以，即使在后现代主义思想中，有价值的东西也不会放弃人道主义，其实也会继续着对人类好理想的追求。 殷国明：可惜现在国内一些评论家仍然喜欢用对立的模式来介绍后现代主义，好像到了现代或后现代，文学就不需要人道主义了；好像要强调自己的新，就一定要否定过去的观点。 钱谷融 ：文学和学术的精神价值，实在是无新旧之分的，这一点王国维先生早就说过。否则怎么能有世世代代让人喜爱的文学作品呢？在我看来，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也没有新旧中西之分，绝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失去价值。就拿“人学”来说，它是一个随历史不断流动变化和丰富的概念。 殷国明：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看来，有些人用一种激进的态度来否定人道主义文学，声称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想太古典了，还处在启蒙时代，实际是在回避中国文学的实际状态。 钱谷融 ：中国文学的路本来就是艰难的，近四十年来，除了“文革”期间中国文学被彻底毁坏以外，中国的文学家们始终都在自觉地同文学上的政治教条主义的狭隘功利主义进行着抗衡。十七年期间如此，新时期也是这样。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政治上对于文学的黑高压已经基本清除，但是，在某些人的意识，特别是他们长期来养成的思维习惯，以政治标准来硬性规定文学创作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人道主义文学的发展仍然步履维艰。七八十年代以来，几次大的文学论争，有的几乎要酿成大批判氛围的思想冲突，就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人道主义的文学观点。在一种比较彻底的意义上，可能是只有当人道主义不再引起政治的和学术的注意，不再成为一个敏感的字眼，我们才能说它已克服了主要障碍，并已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显然，从目前来看，困难的存在依旧，仅程度不同。当然，从一种严格的理论立场来看，人道主义文学观也并不能穷尽文学的一切，但如果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必须以推翻以往的所有观点，特别是把人道主义当作是一种保守、落后的理论加以一概抛弃，那么，这对中国文学也将是有害的。 殷国明：不久前在寓所不幸遇害的作家、教授戴厚英是曾经刻薄地批判过您的学生，但您却写了感人至深的文字纪念她。不知您对她作何评价？ 钱谷融 ：“戴厚英遇害的消息我是在美国听到的。当时我正住在芝加哥女儿家中，厚英是我的学生，但在班上我对她并无印象，我是在 60年代初上海作协有名的四十九天大会上，她上台批判我时才认识她的。她在会上是如何批判我的，我已完全不记得了。当时发言批判我的当然不只她一个，她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其他人在发言中对我总还是以先生或同志相称。唯有她，却是直呼其名。当时距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还有六年之久。旧有人际关系中的礼数，还没有到荡然无存的地步，所有在场者听了都不禁耸然动容。对于身受者的我来说更是不胜骇异。她上台批判我，批判的言辞再激烈，我的确毫不介意。因为我知道，在当时来看，我的确是该受批判的，她不站出来，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的。而且，不管是她或者别的人，他们多半都会真的认为批判我就是帮助我，就是对自己老师的爱护和挽救。所以我确实丝毫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唯独对于她的声色俱厉地直呼我的名字，不免很不习惯。我觉得她是大可不必如此的。称我一声“先生”不见得就会于她r革命立场有损。而且，从帮助我改造我的动机来说，反而易于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就连这一点我后来也渐渐释然了，因为她毕竟太年轻了。 厚英是很硬气的，尽管知道自己过去错了，却决不忏悔。80年代初，她由一位当年的同班同学陪同到我家里来看我（这是她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跟我谈了这些年来她的种种遭遇，颇多牢骚不平之意，而绝口未提当年对我的批判，我倒颇欣赏她的这种态度。 读了高云、吴中杰的怀念文章，我才知道厚英竟是这样一位重情义、念桑梓、能赴朋友急难的赤心人。她对父母的孝顺，对兄弟和家人的友爱，对家乡父老生活的关怀，种种表现，都十分使人感动。她一生坎坷，特别在婚姻恋爱方面的遭遇尤其不幸。因而她的心常是寂寞和孤单的。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我才认识到厚英本质上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村姑娘，在党的教育下，渐渐的革命化起来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由于那几年正是在错误路线的指引下，加上后来“四人帮”的恣意横行。她接受的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畸形教育，因此她的个性被扭曲了。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做了许多傻事和错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她才猛然觉醒过来，回复了她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农村姑娘的本真，她身上固有的美德与亮色，才冲破多年来强加在她身上的牢笼和心上的障翳，一下子突现了出来。令人万分痛惜、无限怅恨的是，她竟在这个时候惨遭一个极端愚昧而又凶残的凶手杀害了。唉，真是不幸的戴厚英！不幸的中国的这一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