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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文摘》 2004 年第 4 期） “文化大散文”的出现和盛及一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留给我们的重要记忆之一，而它由盛而衰的过程仍然在持续并且成为我们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之一。 用“文化大散文”来命名八十年代末出现的一种散文文体和随之而来的一种散文创作现象，其实是缺少学理支撑的，因为这一命名无法解释“文化”与“散文”、“散文”与“大散文”的关系。但是，它确实多少揭示了一种散文文体的主要特征，并且显而易见地包含着适应读者市场的策划行为，因此，“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成功地诱惑和引导了相当多的散文作者、读者和研究者。所以，当我在行文中对“文化大散文”的命名怀着理解和尊重时，也不能不指出：一次简单命名的成功，常常伴随着一大批人创造力的衰退和丧失。这样的现象同样也存在于学术界，简单的命名给知识生产和传播带来方便，但也纵容了思想的懒惰并使表达成见成为习惯。对“文化大散文”的研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种文体的成功和流行总是与一些重要作家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讨论“文化大散文”首先必须提及余秋雨的散文创作。近年来，对余秋雨的批评之声渐多。这原本不应该是个问题，但是，因为批评者的动机、被批评者的心态以及媒体（出版）的立场都有不少可议之处，这样也就有了问题。其实，对余秋雨的批评早就有了，当然有不少批评是非学术的，即使在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系统中也无法消除非学术的东西，何况当下的文化生态系统积弊已久。现在，无论是批评者、被批评者还是媒体（出版）都需要作出认真的反省。我想，余秋雨在文化转型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关怀，相对于他的局限而言，他对汉语写作的贡献更为突出。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有比较一致的看法，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应该更加大度和从容。 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主张必须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中、在现代散文的发展历史中讨论“文化大散文”和余秋雨散文的原因。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再到《行者无疆》，余秋雨在当代散文蜕变的过程中脱颖而出。我曾经指出，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就散文发展历程而言，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与巴金《随想录》的出版，这两个重要的事件，促进了作家心灵的自由生长和个人话语权利的保障，使散文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我们都知道，八十年代对当代散文史的重新认识是从重新认识杨朔开始的。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朔模式”，代表了文学抒情时代的一种成熟的抒情方式。当年像冰心、曹禺这样的大师都曾著文加以推崇，余秋雨坦陈对杨朔散文“也曾喜欢过，但年长之后就不喜欢了”。在否定“杨朔模式”的同时，巴金《随想录》的意义被肯定，这意味着在散文创作中长期被忽略的人格、胸襟、灵魂等关键因素受到重视，巴金的“随想”，让我们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是非，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余秋雨散文应运而生，在颠覆“杨朔模式”中获得了另外一种“范式”意义，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了散文原先存在的模式化危机。因此，余秋雨“文化大散文”的出现，可以说具有“革命”意义。然而，不少人在肯定这一文体的意义时，常常疏忽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种文体的出现是知识分子话语方式的转换联系在一起的。余秋雨散文的意义首先是体现了知识分子话语转换的要义，他以散文的方式完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的转换，他重新确立了散文理解世界的方式，散文与读者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时，余秋雨主要的精力在研究戏剧，他在“文化热”中并无特别的建树，这正是余秋雨的沉潜期。当“文化热”喧嚣过后，余秋雨开始表达自己的“文化感受” 。余秋雨说，“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相对于其他文体而言，散文在这方面其实是迟钝的。在 1985 年前后，小说、诗歌、戏剧都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热，小说创作中的寻根热等，都是知识分子表达自己文化感受的不同方式，并由此反映出知识分子文化姿态的差异。散文创作在话语方式的转化方面是迟钝的，而余秋雨在一片迟钝状态中表现出了自己的敏锐并领风气之先。随后，“文化大散文”也就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文化大散文领域，并且逐渐地使“文化大散文”成为散文创作中的中心文体。在这个过程当中，无疑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散文家和一些不错的作品，从而巩固了文化大散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地位。 但是，困境也随之生。当余秋雨用“文化大散文”终结了“杨朔模式”后，大批余秋雨散文的“副本”又使“文化大散文”不得不面对“终结”的命运。这首先表现为“文化大散文”的模式化：长篇大论的体式，往后转的历史视点，传统文人的内心冲突，自然山水的人文意义，文化分析的手法，知性与感性合一的叙述语言，等等。当我们再次面对这样的“集体写作”时，我们感叹“文化大散文”已经逐渐走向了它最初产生时的反面。因为散文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它是没有边界的。当一种文体已经构筑了新的藩篱时，它也就由盛而衰。在继“杨朔模式”之后，又一股大规模的写作潮流在耗费一批人的心智和才情。它殃及余秋雨又使余秋雨和其他人相区别，在突出了余秋雨的局限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文化大散文”的弊端。 这还只是表面现象，在“文化大散文”模式化潮流化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许多人对文化大散文所处的文化语境有着很深的误解。九十年代以后，常常有人认为现在是一个“散文时代”，这成为一些作家始终不愿放弃“文化大散文”写作的理由之一。有人曾经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诗性，这是不错的，但散文从来没有排斥诗性，相反，优秀的散文总是要表现被压抑的诗性。我们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来认定现在是一个“散文时代”？这让我想起周作人当年说过的那句话，散文小品的兴盛常常是在“王纲解纽”之时。我们之所以称当下为“散文时代”，就在于在文化转型中，公共领域的思想文化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而散文从来就应该以个体的方式表现它对公共领域思想文化的关注。这是散文时代里散文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大散文”没有能够再一次完成它的话语方式的转换，仍然停留在它最初的话语策略上，形成反差的是，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中心与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文化大散文”的发展过程中，知识谱系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革，中国思想文化界解释中国历史、解读知识分子心灵史、解读文明史的理论、方法和视点等都有了大的变化，读者的知识背景、文化期待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多数“文化大散文”的作者似乎与这些变化没有大的关系。“文化大散文”究竟表现什么样的文化，文化大散文的作者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观，应该说现在都已经成为问题。对于许多以写历史题材为主的“文化大散文”作者来说，究竟叙述什么样的历史，又以何种方式叙述历史，也已经成为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读者究竟要从“文化大散文”中获取什么，他所获取的东西与进入其他文本的区别在哪里？一些“文化大散文”看似很有学问，但是，是否想过：案头的学问和心中的学养有什么差别？ 但是，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缺少警醒和思考。在由作者和大散文文本形成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作家主体的分裂现象变得十分突出。一方面写作者的个人情怀、胸襟、人格在文本中越来越贫乏和格式化，而忘记了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另外一方面，大批写作者缺少对自己的反省，不断膨胀自我在叙述历史时的权力，塑造着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作者形象。这是多么的危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