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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使北大有了旧北大与新北大之分，“文革”亦然。 北京大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又曾经被认为是“文革”的“策源地”(17)。在“文革”发动时，1957年曾经认为“先辈们的广场已经荒芜了”的北大的那些学子早已消失，而民主广场也没有他们期待的“一万朵美丽的花”。北京大学与“文革”的关系，显然不是本文有能力研究解决的问题，我所关心的是：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摇篮的北大“文革”时是如何叙述与阐释“五四运动”的，对这一问题的清理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文革”与“五四”的关系，把握“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历程。 有这样一个事件常常为人们所忽略：1966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发表之日——五周月，聂元梓在会上建议将“六一”作为北大校庆日。1966年5月聂元梓等人贴出了那张著名的大字报。在大字报贴出后的27、28日两天，北大贴大字报五百多张，其中批“三家村”的一百多张，批聂元梓的近四百张。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1966年6月1日不久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1967年6月，校文革举办“庆祝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周年”的七万人大会，会上宣布《校文革关于正式通过“六一”为新北大校庆日的决定》。这个“纪念日”的确定，意味着“五四”的北大变成了“文革”的北大。此时的北大已经不必再谈什么政治与学术的边界等问题，还有边界吗?北京大学终于像陈伯达所说的那样：“在这个文化革命斗争中，北京大学站在最前面。”在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的两周内，各地来北大大串联的约三万六千个单位，七十一万八千多人次。8月17日毛泽东题写“新北大”。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以“六一”为校庆日的这个“新北大”与“旧北大”的区别在哪里呢?新华社1969年10月5日电讯《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报道了北京大学的变化：“旧北京大学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反动堡垒，彻底摧毁旧北京大学的资产阶级专政，由工人阶级把它占领下来，经历了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亲自批发了北京大学写的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的巨大鼓舞下，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夺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北大的代理人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揭露和批判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了他们在北大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阴谋。1968年7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令下，工人阶级进入文化教育阵地，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一年来，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支左人员驻进学校后，使北大的面貌在迅速发生变化。在党的‘九大’精神的鼓舞下，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革命的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团结对敌，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工作，许多犯有错误而又有了觉悟的干部及时得到解放。”也就是在确定“六一”为校庆日的六月，由“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编辑的《文艺批判》出版。这份后来改名为《文化批判》的刊物在今天独具研究价值。自“五四”以来，“文化批判”一直被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在当代“五四”被称为“文化革命”，而正在发生的这场“文化革命”，又是如何来张扬“文化批判”的旗帜的?这份刊物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 《文艺批判》创刊号除了登载“毛主席文艺语录”外，载有《发刊词》、聂元梓《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阮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等。参加编辑这本刊物的不少人，后来在新时期仍然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和他们当初编辑这本刊物对文化教育的理解当然大不相同了。《发刊词》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响彻云霄的凯歌声中，在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发动总攻击的进军号中，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光辉节日里，《文艺批判》迎着阶级斗争的暴风雨诞生了!”刊物的宗旨是：“《文艺批判》诞生的崇高的历史使命就是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她战斗的指路明灯。”“《文艺批判》是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冲锋陷阵的红色战士。它将以战斗的姿态，呼啸着，奔腾着，大喊大叫地投入到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去。”在谈到刊物的“战斗任务”时，又说：“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我们文艺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今天，是我们杀过去了!我们要刮起十二级革命的大风，把他们搅个‘周天寒彻’，杀它个人仰马翻!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什么‘名流学者’，‘专家权威’，都要一齐打倒，统统都在扫荡之列!在文艺界来个大批判，大扫荡，铲除这些毒草，荡涤这些污垢，彻底批判刘邓文艺黑线，这是《文艺批判》的战斗任务。”关于“战斗任务”的这段文字，体现了典型的“文革文体”的特点和横扫一切的语体风格，这样一种文体在“文革”时期大行其道。 1968年3月，《文艺批判》改刊为《文化批判》，“作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大批判刊物继续出刊”，编辑者也改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批判》编辑部”。批判的领域则由“文艺”扩大到“文化”：“《文化批判》要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对文艺、历史、哲学及意识形态其他部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展开彻底批判。目前仍以文艺批判为主，逐渐扩及别样。”事实上，《文化批判》开始由文艺而扩及其他了。譬如《文化批判》第二期发表了批判冯友兰的文章《剥下反共老手、蒋贼御用哲学家冯友兰的画皮》，第五期发表了《池深王八多——看旧北大校务委员会中的国民党势力》、《翦伯赞是法西斯主义的辩护士》、《朱光潜是蒋介石的乏走狗》、《“四开党”季羡林的罪恶史》等，第八期发表了《胡乔木〈三十年〉的要害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文艺批判》改刊为《文化批判》虽然只易一字，却是为了“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改刊致读者”从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这一角度出发，分析了国内和北大校内的形势，以此突出《文化批判》在推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展开”中的重要作用(18)。就此而言，《文化批判》不是真正文化意义上的批判，而是“革命大批判”。 《文化批判》所获得的话语权是与“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特殊的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政治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又体现在它与江青的关系上。《文化批判》有相当的篇目和篇幅是颂扬江青的。《文艺批判》的“发刊词”有专门的一段文字称颂江青;《文化批判》第三期发表了中文系文革教学小组的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第八期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学习江青同志，向文艺黑线勇猛冲杀》，这一期还刊载《新北大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报告会》的消息，消息称“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展开学习江青同志的活动，《文化批判》将出版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专号”;第十期是“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专号，发表颂青《英勇的旗手伟大的战士》、殷承宗《江青同志指挥我们战斗》、刘春华《以江青同志为榜样，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奋勇前进》等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