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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文论发展中存在一条清晰的去政治化的路线图，它经过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在70、80年代之交，强调以生活至高论代替政治至上论，以广义政治论取代狭义政治论，从坚持他律论到坚持自律论。 文论界要消除文学的过度政治化造成的忽略生活重要性的偏颇，回归现实主义审美原则。第二阶段是在80年代初、中期，文学主体论从人的主体独立性角度阐释文学不应依附于政治，建立人的主体美学。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的文学“向内转”论争，开辟由外而内的去政治化的言说空间，重建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对应着心理美学的建立。第四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文学语言学转向，通过文学形式相关要素的研究，论述文学创作与政治活动的区别，建构形式美学。此处以第三阶段的文学“向内转”为研究对象，探索它的去政治化的特点与策略。 一、文学“向内转”的提出及论争 1987年爆发的文学“向内转”论争，源自1986年10月18日鲁枢元发表在《文艺报》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但从大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与刘再复1985年提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有关，刘再复认为：“人的精神世界作为主体，是一个独立的、无比丰富的神秘世界，它是另一个自然，另一个宇宙。我们可称之为内自然、内宇宙”。 “向内转”与文学主体性理论中的“内宇宙”概念血脉相连。当然，这一观点率先由鲁枢元所运用，也是他的研究特性的自然呈现。鲁枢元从1980年代初开始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发表了《论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作家的艺术知觉与心理定势》等重要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因此，“准确地说，鲁文是他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的一得之见，也是他个人对新时期文学作出的一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概括。” 鲁枢元提出的“向内转”是指新时期文学中出现了一种新潮流：“如果对中国当代文坛稍微做一些认真的考查，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一种文学上的‘向内转’，竟然在我们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现出一种自生自发、难以遏止的趋势。”鲁枢元在确认“向内转”的文学时，主要例举了“三无小说”(无情节、无人物、无主题)和“朦胧诗”，并涉及其他题材小说的“向内转”。他描述了“向内转”文学的特征：“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并以此构筑起作品的心理学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小说心灵化了、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小说写得不那么象小说了，小说却更接近人们的心理真实了。新的小说，在牺牲了某些外在的东西的同时，换来了更多的内在的自由。”又说：“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似乎已成了我们的文学最富当代性的色彩。” 在分析生成原因时，鲁枢元认为有这样几点：其一，是对极左与文革所造成的人的内伤的抚慰、疏通、升华;其二，是对“镜映式”创作方式的反拨;其三，是从儒家的重政治、伦理功用的文化观转向道家的强调超脱的重视人的内在精神自由的文化观;其四，是主体意识的觉醒，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化。鲁枢元认为“向内转”是“中国文学在走了一条迂回曲折、艰难困苦、英勇悲壮的历程之后，才终于又回到文学艺术自身运转的轨道上来。从‘五•四’到‘四•五’，历时近六十年。” 鲁枢元的这种描述，既是基于事实的陈述，也包含了价值判断，他说这种现象“难以遏止”，代表了“内在的自由”，“回到文学艺术自身运转的轨道”，“对于人自身认识的深化”，“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就是将“向内转”视作一种切合时代需要的文学创作方向，代表了对于人与文学的新的也是正确的认识。 探索鲁枢元观点的内在思路可知，他的取范对象是西方的现代派，形成了现代派视野下的“向内转”评价。这实际上是在批评中国现当代文论中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否定文学的工具论，试图建立文学的审美自律;最终又将“向内转”汇入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通过它所体现的“改革精神”来确认人的自由与独立的必要性。鲁枢元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观，重现代派的文学经验，重文学的内部规律，重人的主体性，不再坚持现实主义的唯一论，不再坚持政治功利优先，不再坚持人的依附性。尤其是在涉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鲁枢元降低了文学的“武器”作用，认为：“自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人民为了自己民族和阶级的生死存亡竭尽全力地与外部世界进行着搏斗与抗争。在这场首先是求温饱、求生存的斗争中，中国人民需要一种集中的、一致的、外向的、实用的文学艺术活动。为此，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艺术家们便自觉地舍弃或变换了自己的审美观念、艺术风格、文学趣味、文学体裁，这是十分可贵的。文学充任了工具和武器，不一定就是文学固有的属性，但却一定是我们革命文学的光荣，应当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占据光辉的一页。” 鲁枢元通过坚守文学的“固有属性”说，只承认文学在特殊时期里充当工具，而且是非本质的，从而在文学与政治的关联问题上站在了否定工具论的一边。这样一来，鲁枢元的文章作为对功利主义文学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当然会在政治化的语境中激生冲突，引发论争。 率先反驳鲁枢元的是周崇坡，他说：“这种通过新艺术视角，从人物内部的感觉和体验，来观照、映衬和表现外部世界，以至发展到‘三无’(无情节、无人物、无主题)和‘三淡’(淡化时代、淡化思想、淡化性格)的‘向内转’倾向，无论从文学与人、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传统看，都似值得探讨。”周崇坡认为它“存在严重的不足”： “由于执着淡化背景、淡化思想、淡化性格，追求一种非现实化、非历史化和非社会化的创作途径，因而在它与时代的关系上，往往不同程度地缺乏鲜明有力的时代精神，缺乏鼓舞人们投身变革的使命感，缺乏直面人生、揭示现实矛盾的贴近感。有一些‘向内转’的文学作品只是热衷捕捉一种感觉，描摹一种意象，创造一种空灵悠远的境界，那里面的时代气息是如此淡薄;另一些作品则干脆到远离现实的深山野坳或原始森林中去展示人物的内化心象。这和我们生气蓬勃地进行着四化建设和城乡改革的时代比较而言，不能不说是大相径庭的。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或审美意识形态，就其总体而言，总是受着时代生活、尤其是政治经济生活的制约，并要求它作出反映的。……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的新时期文学，为了服务于从根本上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一总目的，有所倡导还是极为必要的;那就是要倡导作家勇敢地直面生活、贴近现实，热情地反映和讴歌时代改革，真实深刻地表现改革时代不同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而使时代的主旋律磅礴于新时期文学，并引导它的前进。” 将周崇坡与鲁枢元比较，周崇坡重时代的需要、政治的要求、社会的责任、服务的意识，鲁枢元重主体的独立、个人的体验、情感的抒写、艺术的实验。周崇坡对鲁枢元的批评，实际上是功利主义文艺观的坚守。比如他强调文学受政治经济的制约，要反映政治经济，其实说的就是要为政治服务，其“反映”一词是“服务”的别称;比如他主张要唱响主旋律，就是认为文学创作应当有主流，主流的地位不可动摇;比如他认为要重视作家的实践性，指的就是重视作家的社会性、阶级性，既然作家是社会、阶级中的一员，当然就得为其所在的社会与阶级服务。周崇坡其实没有放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思路，只是说得委婉一些而已。 赞同周崇坡观点的大有人在，主要有张炯、杨劼、王仲、吴秉杰、曾镇南、林焕平、程继田、陈辽等人，他们的质疑是对“向内转”倡导的最大挑战。 张炯指出：“文学艺术作为人造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正是通过自我去表现世界，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或如有的同志所概括的‘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心理场’与‘物理场’的统一。这是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真正的艺术品都概莫能外。” 他认为仅仅倡导“向内转”，重自我轻世界，重主观轻客观，这是对艺术规律的片面理解。杨劼认为“向内转”的概念“空洞”而易引起“混乱”，文学的“内”“外”之分困难重重。以什么来划定“内”或“外”，这在张三或王二那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 杨劼想从逻辑概念层面上否定“向内转”的提出。曾镇南认为鲁枢元以“向内转”来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对历史的“涂改”。“五四”文学是以现实主义开始的，而非以现代主义开始的。曾镇南认为“向内转”是柄“双刃剑”，把现实主义曲解成自然主义，否定现实主义可以接近和反映现实生活;又把现实主义贬低为机械的工具论，否定现实主义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林焕平担心“向内转”是一种干扰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的思潮。 程继田认为“向内转”的“用意是要用西方现代派的模式来规范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并企望把它纳入现代派的道路。” 提倡“向内转”是对社会主义文学功能的片面理解，不符合社会主义文学的美学要求。 支持鲁枢元的主要有童庆炳、伍林伟、阮幸生、杨朴、江岳、朱向前、叶廷芳、潘凯雄、贺绍俊等人，他们赞同“向内转”的观点，但也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与丰富。 伍林伟认为“我们并不怀疑作者所提供的文学创作现象的真实性”，肯定了它的反工具论的本质，“这反映出新时期文学企图摆脱‘工具论’、‘功利论’、‘实用主义’的积极要求，使文学真正成为‘人学’。”但认为“心灵化了，情绪化了，诗化了，音乐化了”，“充其量不过是浪漫主义一变种”，不是现代的。 杨朴从“向内转”与人的精神相关联的角度认为它不是与时代远了，而是近了，从深层里体现了时代的脉动与趋向。 朱向前结合军旅文学的嬗变肯定“向内转”，但提出了作家的艺术个性问题，认为“向内转”或“不向内转”应当是作家的个性使然，不应形成统一的标准迫使作家统一地去这样做，既要肯定“内省型”的作家如张承志、莫言、王安忆等，也要肯定对事物进行外部描绘的作家如蒋子龙、柯云路、李存葆等。 赞同与反对“向内转”的两派，主要分歧如下：首先是概念之争。“向内转”这个概念是否明确，是否能够用它来概括新时期所出现的文学新现象，实质上是认为“向内转”的提出是否必要。其次是流派之争。到底由谁来代表文学发展的新方向，是由现实主义来代表，还是由现代主义来代表，二者间必有取舍。其三是文学观之争。是坚持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还是坚持超越性的文学观，这同时也涉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解，赞同或反对“向内转”的论争，往往成为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论争。 二、“心理学”与“固有属性”双重视角下的“去政治化”论述 “向内转”看起来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命题，其实，受政治语境的统制，无论从历史的层面，还是从现实的层面上讲，它都可能是一个文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命题。“向内转”的提出并不纯粹到仅仅局限于讨论文学创作的心理问题，同时，它也是从文学政治学的角度来讨论文学的心理问题，并通过重返心理学的路线达到作用文学政治学的目的。“向内转”是把心理学作为解构政治束缚的一种工具。“向内转”包含的去政治化思考是在文学的“心理学”与“固有属性”的双重视角下实施的，“心理学”作为出发点，是从事物的内在性方面提出去政治化的可能性;“固有属性”作为应坚守的文学核心价值，为文学的去政治化提供理论依据。双重视角未必同处一个逻辑层面，但却因其视野延伸中的交叉而产生了去政治化的合力。 “心理学”的视角是“向内转”的认知出发点。鲁枢元就认为从人物的内部感觉和体验来看外部世界，构筑作品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更接近人的心理真实，并能换来人的内在自由。这表明在鲁枢元这里，回到心理学，不仅是回到人的内在深刻性与复杂性，同时也是回到人的自由与独立，后一方面，正是过去的工具论文学观所不能认同的。鲁枢元与此前工具论论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去政治化意图是一致的，但在策略上已经有所区别。工具论论争中的去政治化是直接指出工具论的错误，从文学的身上卸载工具功能，还其审美的轻松;心理学的视野则是回归人的内心，拓展人的内在自由，从人的本质自由的角度，防止工具的被安装。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去政治化操作：通过恢复文学表现人的内在性与复杂性来反对政治对于人的外在性与单一性的规定与塑造。 童庆炳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双层结构，它是由物理境和心理场所构成。”科学家重视“物理境”的分析，文学家重视“心理场”的描写。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并不只是简单地要求写出生活，而是要“超越物理境，向心理场过渡和深入。”“生活并不会自动地进入文学，生活必须经过作家心灵的过滤、发现和创造才能进入文学”，文学创作其实是一种心理活动。现状是：“人们通常总是把社会生活理解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外在的、平面的实际活动，而把人的种种深刻而复杂的心理过程排除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外。这种理解反映到创作上，就必然把艺术的描写局限于生活的外部冲突上面，局限于人物行动和性格的表层上面。作为社会生活极其重要的部分的——人的心灵世界，在创作视野中消失了。片面地理解导致了平板的、肤浅的文学。”由此来看“向内转”，重视的恰恰是这种表现“心理场”的创作规律，“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深刻地总结和概括了新时期文学的一种重要趋势——‘向内转’，并给予这种趋势以充分的合理的肯定。”这不是背离生活源泉说，不是减弱“作家的实践性”，相反，这是对文学规律的新认识与新理解，是对文学规律的丰富与加深。“要求作家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实现艺术提升，即通过作家的心灵来折射生活，而不仅仅是直观的、外在的、平板的报告生活。在我看来，这是符合创作规律的”。 由童庆炳的论证可知，强调文学创作要反映生活没有错，但如果仅仅只强调反映社会生活的外在冲突与行动而忽视人的心灵世界的反映，那就片面了。 阮幸生认为可以从不同层次上分析文学，从哲学上看，文学作品的对象是客观存在;从美学上看，文学作品的对象是美与审美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的对象是一系列社会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的直接对象是作家的心理世界。因此，要判断“向内转”的准确与否，就应当明确这一观点的思想特征是什么，只是“含混地用哲学的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第一性的正确观点去批评文学创作心理学的文学作品要表现作家主体意识的正确观点，就有将问题搅乱的可能。”在回答人的心灵世界与时代精神是否对立时，阮幸生强调二者的统一，“如果说人的心灵是指人的内心、精神、思想，把它与时代精神完全对立起来，与实际情况也是不相符的。人物心灵与时代精神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对立关系。”阮幸生认为有三种“个体心灵”，“有体现时代精神的‘个体心灵’，有很少体现时代精神的‘个体心灵’，也有体现着不入时代精神之‘格’的精神的‘个体心灵’”，既然如此，也就不能笼统地将表现“人的心灵”一概斥之为脱离时代。阮幸生认为“向内转”的概括是准确的，反而是周崇坡“流露出一种重反映轻表现，重客体轻主体，重‘外部’轻‘内在’，重传统轻创新”的片面认知。 但仅有心理学视角，还不足以去政治化。从逻辑上讲，文学创作心理化了，并不代表文学创作的非政治化。心理化可以带来内在化、精神化等直接的效果，以此构成文学的深度，但心理、内在、精神等概念，均可以被政治化。对“政治文化”的阐释反映了这一点，“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 政治其实是与人的心理活动相关联的，提到政治，决非只是指国家政治制度，同时，也指人的政治心理、情感取向与评价特点等。从心理学视角看文学，确实可以拉开文学与政治的距离，指明文学并非一味地写政治，也要写人的心理，但却不能说文学与人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没有任何关联，其确切内涵应当是指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应当复杂化、内在化、精神化，不是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因此，尽管心理学的视角是“向内转”倡导者的主要视角，可若没有补充视角相配合，它也完成不了去政治化的任务。如此一来，“向内转”的第二个视角则非文学的“固有属性”莫属了。 “固有属性”说来自新时期文论所逐步建构起来的审美自律论，强调文学的本质属性是审美的，正是这个属性使其区别于其他的意识形态。文学被当作工具使用时，就离开了自己的“固有属性”，虽然文学也会在某些时期起到工具作用，但这终究不是文学的固有状态。这样一来，在肯定“向内转”的学者那里，寻求“心理学”视角与“固有属性”视角的有机融合成为基本思路。鲁枢元在谈到文学成为革命的工具时，就认为这种作用是临时的，附加的，可以为了革命的需要而临时征用文学，却不可以由此就确定文学是工具性的，功利性的。鲁枢元将外在性、一致性划归功利主义文学观，将内在性、复杂性划归超越性的审美自律论，这种划分法，是将“心理学”视角与“固有属性”视角相叠合，从而证明能够用心理学的方式去除文学的政治化，保证文学回到“固有属性”那里去。但对“心理学”视角为什么就能使文学返回“固有属性”，倡导者没有提供更加明确的说明。 童庆炳强调文学创作要伸入人的心灵世界，与他反对文学的工具论高度一致。他认为“向内转”与“人的建设”相关。正常的“人的建设”，就是要用文学的审美功能去培养人，丰富人，而不是用所谓的工具作用去鼓动人，他说：“长期以来，人们把文学当作工具和武器，要求文学密切配合现实斗争。在非常时期这种要求是极合理极自然的，也是文学的至高无上的光荣。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否定这一点。但是，历史发展到七、八十年代，我们国家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经过诸多历史的曲折之后，我们终于进入真正的和平建设时期。党适时地提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文学有可能向它自身固有的功能回归，回归到提高、丰富和诗化人的心灵的轨道上，回归到建设‘完整的人’、‘丰富的人’这个位置上来。” 不应再简单地、直接地在配合现实任务方面下功夫。从文学作为“人的建设”的培养方式来看，回到文学的“心理化”状态是新的必然要求，而这个文学的“心理化”，也正是文学“固有属性”所具有的内涵之一。 比较鲁枢元的倡导与童庆炳的呼应，他们至少在如下三点上是相近的：其一，都强调生活由“内”与“外”两个方面构成，过去重视生活的“外在”描写，现在应转向重视生活的“内在”描写，这是一种深入。其二，都相信文学是解放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力量，这与当时很有影响的美是自由象征的美学观是一致的。其三，都认为文学工具论限制了文学发展，到了打破它的时候了。但区别也是存在的，鲁枢元是通过西方现代派的典范加上文艺心理学的知识来强调“向内转”的合法性，童庆炳则主要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加文艺心理学来强调“向内转”的合法性。 我们认为，“向内转”的主张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学，既是有关文学内容的扩展，即由过于重视文学与社会政治现状关系的描写转向应当描写人的内在心理活动，同时也是认为文学“心理化”了，文学也就去政治化了。其可信在于：过去在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时，确实忽略了对于人的内在心理与情感状态的描写，现在转向内在心理的表现，具有去除文学过度政治化的作用。其不够充分的是：政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另一面正是内在化的，强调文学转向内在化，并没有从逻辑上割断文学与政治的关联，这表明“内在化”的去除策略，不能完全满足去政治化的目标设计。这时候，他们运用“固有属性”来加强自己的论证力量，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但并没有使得“心理学”视角转化成为全能视角。其实，“心理学”视角的去政治化，只是对文学过度政治化的去除，而非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完全解除。相反，随着学界对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认识的深入，文学的“心理化”倒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人们论述文学与政治有关联的一个中介了。这证明“心理学”视角的去政治化策略设计，只有针对性的理论意义，而当这种针对性消失后，它的去政治化功能也就大打扣了。 三、“去政治化”的三种策略选择 具体地说，“向内转”思考中的去政治化通过三种策略去实现论述目标，涉及时代背景的是从“斗争说”到“建设说”，涉及思想内容的是从“外在真实”到“内在真实”，涉及文学功能的是从政治功用到心理功用。分述如下： 其一，从“斗争说”到“建设说”，这是从文学与时代背景相吻合的角度看文学。“斗争说”强调文学应当成为参与阶级斗争的工具，发挥动员群众、鼓舞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的作用。“建设说”则强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处于一个和平发展时期，文学要适应建设时代的需要，发挥非斗争的娱悦功能。 鲁枢元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思想解放，主体意识觉醒，文学要将人的内在心理与情感意识作为表现对象。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本来应从“求人的温饱”、“求人的生存”转向“求人的丰富”和“求人的提高”，但由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宽松谅解的气氛”，只知斗争，不知建设，错过了发展的好时机。因此，在确定了建设的主导方向后，放弃文学的工具功能，用它来表现中国人民的心路历程，探索改革开放中人的意识变化，寻求中华民族新的发展趋向，应当成为当务之急。 童庆炳认为资本主义只能摧残人，使人片面化;共产主义就是恢复人的丰富性与完整性，文学正具备这种功能。童庆炳说：“文学艺术作为人类一种审美意识，它可以恢复人的精神力量，解放人的全部感觉，医治人的残废、丑陋、野蛮、呆笨，并进而提高、丰富和诗化的人心，使人向‘完整的人’、‘丰富的人’靠近。” 在建设时期，如果不能跳出斗争的框子，陷于斗争思维中，意识不到培养新人的重要性，文学就不能发挥它的固有作用。鲁枢元和童庆炳在论证“向内转”的必要性时，有同一个理由，那就是建设的时代已经到来，文学应当发挥自己的建设功能——培养人的功能，这是对这个时代的反映与承担。 江岳认为文学创作中的“外”与“内”，本来就与时代社会的发展相关联，“一般来说，在社会矛盾尖锐时期，社会动乱的前后，艺术总不免带有强烈的社会功利色彩，这是一种社会需要，往往与千百万人的命运攸关，它很自然地成为人们取舍文学价值的内在标准，‘向内转’则难成大气候。相反，在社会冲突缓和、相对稳定发展时期，文学自然地丧失它在攫取社会题材方面的新奇感和震撼力而趋向娱乐性。社会生活的安宁、温馨、闲适给每个人个性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促使人们转向注重艺术中的艺术。可见，即使是艺术自身价值的强化，极力挣脱狭隘社会功利束缚，也仍然是受外在社会历史发展制约而产生的必然现象。” 时代社会已经由斗争向建设转型，这决定了“向内转”的出现。如果说，在鲁枢元这里，文学曾经错过了转型的机会，又逢机遇出现，强调的是不能再错过了;在童庆炳这里，文学转型的机会已经到来，那就充分地利用一下，回归文学的固有属性;在江岳这里，社会的转型已经出现，文学不想转型，恐怕也是做不到的。 强调从斗争转向建设，突出“人的完整性”与“人的丰富性”，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首先，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有一场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将“人的完整性”与“人的丰富性”视为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从而使得人本主义话语成为社会思想主潮，受其影响，突出人的关怀与培养，也就自然而然了。其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建设的主攻方向，这给予文论学者以论述文学与建设关系的可能机遇。邓小平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邓小平将文学艺术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中加以肯定与要求。童庆炳在论证建设时期的文学应当发挥“固有属性”时说过“党适时地提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这句话，就源自邓小平的报告。“向内转”在推进文学去政治化时所选择的“建设说”，正是当时流行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派生物，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的张力中拓展出了去政治化的空间，探索去政治化的路径。但简单认为“向内转”借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整”来实现自己的论证目的，就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精心“合谋”，这既会模糊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也会模糊“向内转”的内涵丰富性。 2、从“外在真实”到“内在真实”。这是从文学创作的表现内容入手观察文学变化。“外在真实”是指表现了社会、时代、现实的重大事实，着重于外在事件的描写，强调文学介入现实的功利性，这类文学创作的理性化倾向较为突出，较少深入表现人的复杂情感、错综意念、矛盾情结等。“向内转”的主张正是抓住这一点要求“向内转”的。如江岳围绕“文学的独立性”设论，肯定独立性的是“内”，否定独立性的是“外”。“文学的独立性决定了它有着与人类其它活动相区别的独在的自身价值，即从个别性出发的独特感知方式和表现方式，并以此作为自己运动的内在目的，这是我所理解的文学的‘内’，它往往与从主体出发，重主观表现和非理性、个性的观念背景相融。”又指出：“而从普遍性出发，表现时代精神，揭示社会问题方面的认识和教化功能，这是我所理解的文学之‘外’，它往往与从客体出发，重客观反映和理性、共性的观念背景相融。”江岳认为在“向内转”之前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向外倾”的充分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而极大地张扬了中国人的个性才能，产生“向内转”的文学也是合乎规律的。他作了这样的总结：“没有文学‘向内转’的艺术探索，就不可能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新的开掘和把握，文学的审美本质也不可能得到全面展开，从而也不可能过渡到真正伟大的具有史诗性质的文学。” 鲁枢元在提出“向内转”主张时，就明确地将现代派视为文学上的一种开拓，“如果对西方现代文学现象稍作考查，便不难发现，二十世纪的文学较之十九世纪的文学，在文学与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明显的调整，文学呈现出强烈的‘主观性’和‘内向性’。文学的‘向内转’，成了整个西方文艺从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过渡时的一个主导趋势，而令人讨厌的‘现代派’们，却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换中打了先锋。”这个“先锋”所做的工作是指向人类自身的“内探索”，与“外向的、写实性的、再现客观或模仿自然”的文学创作相区别。 这是认为文学已经从表现人的外在真实转向表现人的内在真实，从推崇现实主义的传统转向推崇现代主义的发展，并认为这种转型代表了文学表现人的真实性的新阶段，具有了新成绩，所以值得肯定。 由研究外国文学的叶廷芳来支持“向内转”，增加了“向内转”的可信性，他援引西方文学经验丰富了人们对于“向内转”的认识。叶廷芳指出：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长期以来在封闭状态中作茧自缚，坐井观天，结果自觉不自觉地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取了逆行的走向。例如，我们独尊‘现实主义’一格，而现实主义概念又让‘写实主义’的模子扣得死死，只许文学描写人的外部世界的表面生活，而对于构成人的现实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内心世界或‘内宇宙’，则不准涉及或很少涉及。事实上，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现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广泛渗入文学，全面更新了文学的观念、方法和技巧，大大突破并丰富了文学艺术的固有理论和规律，特别是对于‘内宇宙’的关注和开掘，为作家开阔了驰骋幻想的极为广阔的天地。与世界文学大走向反道而行之的结果，导致我们的文学观念的陈旧，机能的老化，‘人学’的色彩日益淡化，从而与当今世界文学那种创造意识的活跃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相比，不能不令人喟然长叹。” 叶廷芳明确认为“向内转”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它是现代主义的，不能再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来要求它。尽管他也认为“向内转”的文学创作中还没有出现伟大作家，但不能由此就在“总体上否定”它的价值。叶廷芳对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的评价是：适应了当今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走向，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抗争，也是“内宇宙”领域的尝试与开拓，尽管带有某些“倾斜”，但作为“矫正”之举，是值得肯定的。但叶廷芳也明言，这并非否定非内向化创作的权利和价值，应当在“内”与“外”的双重视角下来考虑问题。叶廷芳证明“向内转”在寻求与表现人的内在真实方面做出了贡献，拥有自己的特点，这是应当加以珍惜的。 从重视“外在真实”到提倡“内在真实”，看起来只涉及创作心理问题，可由于现实主义曾经享有独尊地位，也由于创作心理总是离开政治立场较远一些，显得复杂多变，在要求立场统一、思想单一的时代里，这样的言说也就极为敏感。当人们提出“向内转”这个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思想冲击力的命题时，因为它撼动了现实主义的地位，模糊了文学的功利标准，要带领文学进入一个不确定的领域中进行探索，逼迫现实主义退场，当然引起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人们的警惕与反对。正是基于这样的矛盾冲突，“向内转”引进现代心理学的视角，提倡表现“人的内在性”，不仅成为创作内容上的一个变革口号，也成为去政治化的一种方法，通过建构人与文学的内在性、丰富性，体现人对自己内在自由的寻求，从人的自身即人的内在精神层面指向人的最高目标的实现。 3、从政治功用到心理功用。政治功用是指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将其视为判断文学价值的根本标准，一旦文学创作有所违反，就会加以抨击。陈辽关于文艺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二重性”的说明，就体现了这样的认知：“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它具有阶级性，文艺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文艺无不带有阶级性，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另一方面，文艺作为语言的艺术，它又有非阶级性的一面，即当人们舍弃艺术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仅仅欣赏其作为交往和实际工具的语言的艺术时，就有可能为它们‘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所激动。”陈辽认为“向内转”主张“把着重表现人的心灵世界的文学看作是高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这与“文艺就是人的自我表现”的观点是相当接近的。 陈辽提倡什么样的文学呢?他认为要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陈辽实际上是将“向内转”看作是自我表现，将自我表现看作是脱离现实，将脱离现实看作是模糊了文艺的政治方向。 但“向内转”的支持者自有说法，文学应当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心理作用。童庆炳在倡导“向内转”时提出了当时最为深刻的观点，认为文学本身的固有属性之一就是它具有“心象”与“内视”的特性，在时代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特性正是文学作用社会的独特“本钱”。如此一来，在鲁枢元倡导“向内转”时寻求到现代派、心理学的两重力量之外，童庆炳构筑了“向内转”的第三种力量：在面对电子技术的巨大侵袭面前，文学只有发挥自身的“心象”与“内视”的优势，才能生存，才能作用于社会。“要求文学提高、丰富和诗化人的心灵，与要求文学配合现实任务，其区别是深刻的。配合现实任务，无非是传达信息、干预生活。在电子技术发展到如此高度的今天，无孔不入的广播、电视、报纸就是传达信息、干预生活的最好工具。在这一点上，文学根本无法与它们相比。”文学的“向内转”，就是转而以文学的“心象”与“内视”特性从人的精神层面上作用于人，这才是文学能够继续影响社会的独特通道。童庆炳相信：“文学有它自己的优势和特殊的价值。文学是作家对生活的审美体验的表现形式。文学的领地是感知、情绪、情感、想像和关于人生的富于哲学意味的思考。因此，要直接通往人的心灵。它既可净化和提高人的心灵，又可丰富和诗化人的心灵。它永远是人类良知和纯洁的心灵的护佑神。” 童庆炳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在时代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后，文学家不去承担丰富人的心灵情感的任务，仍然只是简单地、直接地配合现实任务，这还算肩负了“社会责任”吗?童庆炳关于“向内转”的这层说明，放在当时的语境中，似乎没有什么出格之处，可其中却包含了他的前瞻性思考，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在审视传媒时代的文学生存状态及可能的性质之变时，就屡屡提及文学的“心象”与“内视”特性，这与童庆炳关于“向内转”分析之间就有承继性。到了童庆炳这里，“向内转”不仅是向现代派学来的，不仅是文学的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理解，而且还是文学面临时代巨变时所选择的一种最恰当的生存之道，文学应当用它的“心象”与“内视”功能来建设人的精神世界，达到继续作用于社会的目的。 杨朴认为改变一个时代，就是改变一个时代里人们的心理，倡导“向内转”，不仅没有脱离时代，反而从更深入的层面上表现了时代，推动了时代进步。杨朴指出：“是什么东西阻碍着政治、经济的改革呢?是人们心理所积淀的陈旧、僵化观念，是人们所难以更易的保守、封闭的思维方式。‘向内转’文学直接切进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内容，笔锋直触民族现代化最根本的障碍，揭示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挖掘其中所淤积的惰性、奴性和保守性，表现这种心理与现代意识撞击所发生的矛盾、震荡和裂变，让人们看到自身的缺点，从而去克服它战胜它，进而以新的姿态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去。‘向内转’的文学真正能使人得到震憾、反省和惊醒。它在表面上离时代远了，但实际上却和时代贴得更近了，它抓住了时代的内在精神和灵魂;它在失去了背景和现实关系的时候，却获得了更为深邃、丰富和强劲的历史文化意识;在没有直接表现鼓舞人们前进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却得到了能够推动时代前进的更大艺术价值。” 杨朴重视文学对于人的心理作用，丰富了文学功用方式，限制了政治功用的作用范围。 从强调政治功用到强调心理功用，“向内转”的这一论述转移，“重新审视了文学固有的功能和特殊的价值，急功近利的观念受到了抑制。” 这意在创造文学的深刻性，从而能够更多地从精神上去影响人，产生“润物细无声”的审美效果。 四、问题与出路 “向内转”的去政治化策略运用，使得它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中占据了上风，这主要受惠于时代话语的变迁，得益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波起涛涌。但一个理论观点是否能够立得住，还得经过逻辑验论与实践检验。 就挑战言，反对“向内转”的并非没有提出问题。张炯认为：“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品并非一定‘低劣’;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品也非一定‘高贵’，问题在于是否具备文学的审美特征。” 对这一看法，就难以轻巧地加以否定。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中确实有成功的，不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中也有不成功的，以有无政治性来判断作品的优劣高下，是不可靠的。那么，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关键何在呢?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将“文学想像政治”视为一种新的理论出路，既能解决文学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也能解决文学为政治“服务”时何以不会伤及文学的独立性与审美性。“文学想像政治”强调文学用自己的方式——想像的方式来接触与接受政治，是文学在统摄政治，而非政治在统摄文学;并且文学与政治都是基于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共同想像才走到一起的，其中的任何一方，若是离开了对美好生活的想像，都将可能被对方所超越。 我们认为，既不必像“向内转”的反对者那样，只是简单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性;但也不必像“向内转”的主张者那样，只是回避或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正是在与政治、伦理、哲学、社会现实等紧密的想像关联中，从它们那里吸取营养，文学才能发展与壮大。若是离开了外在社会现实、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哲学宗教，文学还会有自己的坚实与温润的生长土壤吗?从这个角度看张炯等人的观点，确实是一个必要的提醒，尽管也是诘难。而返观“向内转”的主张，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上，还带有那个时代的粗糙痕迹，即在强调文学对于政治的超越时，没有小心地求证超越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在肯定文学曾经为政治服务那个历史事实时，也没有从本质上说明文学到底是如何与政治联接的。问题还在，疑问还在。历史上的文学曾经与政治相关联，今天以后的文学也正在或将要与政治相关联，谁也无法轻易地下个结论，认为这种关联一律是负面的，一律有害于文学。数数看，中外文学史上的大作家，有多少是与政治无关的?这告诉我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远比人们知道的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我们不能提供新颖的、深刻的、富有创见的分析，而只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将与事无补。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07BZW012)的前期成果。 作者简介：刘锋杰：1953年12月生，安徽泾县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从事文学理论与中国现代文论研究，曾发表《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想像张爱玲》、《人的文学及意义》等。 —————————————————————————— 本文注释 参见薛雯《新时期初文学的“去政治化”及其叙述策略》，《安徽师大学报》2009年第6期。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 潘凯雄、贺绍俊《“内”与“外”——由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而引发的对话》，《作家》1988年第5期。 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周崇坡《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文艺报》1987年6月20日。 张炯《也谈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文艺报》1987年8月15日。 杨劼《关于“向内转”的命题与概念》，《文艺报》1987年9月12日。 曾镇南《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文艺报》1987年10月31日。 林焕平《略论“向内转”文学》，《文艺报》1987年12月26日。 程继田《文学“向内转”说异议》，《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伍林伟《“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文艺报》1987年7月25日。 杨朴《“向内转”：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周崇坡同志商榷》，《文艺报》1987年9月19日。 朱向前《我看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兼论近年来的军旅文学嬗变》，《文艺报》1987年10月24日。 童庆炳《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兼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文艺报》1987年7月4日。 阮幸生《评对一种文学现象的描述》，《文艺报》1987年8月8日。 G.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第2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童庆炳《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兼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文艺报》1987年7月4日。 童庆炳《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兼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文艺报》1987年7月4日。 江岳《回顾与展望——新时期文学“内”与“外”》，《文艺报》1987年10月10日。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江岳《回顾与展望——新时期文学“内”与“外”》，《文艺报》1987年10月10日。 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叶廷芳《内向化——一种矫正片面的倾斜》，《文艺报》1987年12月26日。 陈辽《文艺是上层建筑现象》，《文艺争鸣》1988年第4期。 童庆炳《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兼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文艺报》1987年7月4日。 杨朴《“向内转”：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周崇坡同志商榷》，《文艺报》1987年9月19日。 童庆炳《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兼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文艺报》1987年7月4日。 张炯《也谈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文艺报》1987年8月15日。 参见刘锋杰《文学想象中的“政治”及其超越性——关于文学政治学的思考之三》，《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