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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国家和自由社会 知识分子早已从「脊梁」和「良心」转换为其他角色 其社会功用仍值得重视和提倡——特别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机动」作用 李欧梵 香港大学杰出访问教授 哈佛大学教授 最近获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 著有《西潮的彼岸》 《浪漫之余》 《上海摩登》和小说《东方猎手》等 在一个经济挂帅 商品充斥的社会谈知识分子 必然曲高和寡 然而 知识分子的定义 却不一定非「高调」不可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齐（A.Gramsci）就曾说过：所有的人都可以作知识分子 但是要看其在社会上的功能而定；换言之 知识本身并非绝对的 而有知识的人在不同的社会也势必扮演不同的角色 葛兰齐又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机动」（Organic）知识分子两类：前者多生活於农村 是时代过渡或转型期的人物 而後者则多生活於都市 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 葛氏更认为：传统知识分子虽可坐而论道 谈文说艺 但只有机动知识分子才能够为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争取文化霸权 不言而喻 葛氏当然更中意後者 认为工人阶级如需要争夺权力地位（所谓「position」） 就必须靠本阶级的机动知识分子 生於巴勒斯坦的美国教授萨依德（EdwardSaid） 在《知识份子的表徵》（中译本名为《知识份子论》 单德兴译）书中 则把「机动知识分子」的定义更加推广；认为一切为各公司或各行业做广告和公关的人 都可以算作机动知识分子 他又认为 当年知识分子为真理化身的理想早已过时了 萨依德的论点 当然是针对二十世纪後半期的全球化现实而发的 这个现实的基本特色就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密 使得知识分子也变成专业人士 无法代表超越一切的普世价值 然而 萨依德仍然主张知识分子的真正作用是敢於振聋发聩 发抗世之言 而且应该自居边缘 自我流放 作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局外人」（amateur）——他所谓的「局外人」 并非没有专业 而是指敢於在专业之外的社会领域为被压迫或敌视的小众发言和请命的知识分子 萨依德本人屡屡站在巴勒斯坦立场反对犹太人影响下的美国外交政策 就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表现 近日为了授课而重读葛兰齐和萨依德 有时过境迁之感 班上的香港学生（大多数是研究生）没有一个人愿意作知识分子 恐怕也有不少人从来没有听过葛兰齐的名字 也许 在今日的香港 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精英 而大学教育逐渐专业化之後 也没有人愿意谈像知识分子之类的大而无当的问题 然而 在中国大陆恰好相反：自认为知识分子的大有人在——特别在北京 而处处为了自由和真理请命而备受压力的也不少 读者不信 请看最近出版的新书《脊梁》（傅国涌 樊百华等著 余英时和林牧作序） 此书的附标题是：「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 把不下四十位名人——从胡绩伟 李慎之 徐友渔 朱学勤到余杰和摩罗——都列为「自由知识分子」 顾名思义 其自由的定义 是在对抗强权——所以屡遭欺压 余英时在序言中说：「五四以後 中国现代化的知识人则一方面取代了传统的『士』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承继了『士』的优良传统 他们成为中国的『脊梁』和社会的『良心』 他们所争取的 始於个人言论 思想出版的自由 而终於社会公平的普遍伸张」 所以 无论从价值取向或个人节操而言 这都是一个非常「高调」的论述 而此类知识之士出现恰在於其所处的国家或社会不自由 此书在中国大陆不能出版而在香港发行（开放杂志社） 原因自明 但也不免令人浩叹：这本是一个过了时的老问题 为甚麽到了二十一世纪在中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台湾已经不成问题 而在香港呢？恐怕也不是一般香港人关心的问题 换言之 香港的「知识分子」恐怕大部分都是「机动式」的 为各行各业服务或争权夺利 却鲜有为自由——不论是个人或是集体——而奋斗 香港媒体中人动辄以「言论自由」为口头禅 其实并不懂得言论自由的真谛 只不过视之为畅所欲言 无所顾忌的同义词 因为香港（至少在目前）毕竟不是集权社会 也无所谓「在无所不在的权力面前 知识分子有 渗入骨髓的恐惧 这种恐惧已经内化为生命本身」 所以 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和自由社会 知识分子也早已从「脊梁」和「良心」转换为其他的角色 然而 角色虽然不同 其社会功用仍值得重视和提倡——特别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机动」作用 我觉得这反而是两岸三地共通的话题：台湾泛政治化以後 知识分子不少人登上仕途 似乎不再关心文化；大陆适得其反 多数知识分子与政权疏离 但在文化领域却发起各种运动 屡屡为了争夺「话语霸权」而争论不休 其高调言论不脱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色 而在香港 各式各样的「机动」知识分子比比皆是 但只知为商品服务 鲜有人站在公共领域或公民社会的立场作文化批评 也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知识分子更可贵：他（她）们争的不是名利或霸权 只不过是些许发言和论述的空间（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