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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剑 摘要：国家图书馆藏陈澧手札四通，皆为《陈澧集》失收。其中二通致翁心存、二通致翁同书，涉及陈澧著述宗旨、翁心存神道碑创作、翁同书被流放等诸多内容，具有较丰富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陈澧 手札 翁心存 翁同书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初字兰浦，号东塾，广东番禺人。晚清著名大儒。清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先后受聘为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博学多才，著述宏富。黄国声主编的《陈澧集》，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煌煌六册二百四十九万字，然亦不能无遗珠之憾。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搜辑出其手札四通，其中上翁心存二通，致翁同书二通，皆未见于《陈澧集》，因内容颇富价值，故略为考释之。 一 受业制陈澧谨禀，老夫子大人钧座： 自前岁都门叩送星轺，睽隔以来，倏逾二稔，天南翘首，景慕弥增。敬维老夫子大人教重直温，政崇明允，腾辉卿月，储望台星，引领门墙，曷胜私祝。 太师母大人曾御板舆复入都门否？敬想眉寿康强，益增景福也。澧去岁南归，丁嫡母忧，曾具赴函，寄致京第间。信到时药房世兄[1]已南旋，今者世兄随侍在都否？明岁春风定当得意矣。澧今年为张南山司马[2]见招课子，新孝廉名祥晋者即弟子也，明年拟寄迹萧寺，授徒自给。近者读礼之暇，稍理故业，诂训音韵，颇为寻绎，惟师门远隔，问字无由，里中学侣如侯君君模（康）[3]忽焉物故，弥觉孤陋寡闻耳。索居寥落，无可述者，谨肃寸禀，恭请崇安，伏惟钧鉴。 澧谨禀。十一月廿日。 按，此为陈澧上翁心存函，收藏于《常熟翁氏亲朋书札诗翰》第十五册（该册均为他人致翁心存书，索书17950）。翁心存（1791-1862），字二铭，号邃庵，常熟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右中允，翰林院侍讲，左右庶子，国子监祭酒，奉天府府丞兼学政，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工部、户部侍郎，工部尚书兼署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历充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实录馆、国史馆、武英殿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广东、江西学政，福建、四川、浙江、顺天乡试考官等。咸丰九年（1859）因病奏请开缺，咸丰十一年（1861）起复，以大学士衔管理工部事务，充弘德殿行走（同治帝师）。谥“文端”。 翁心存于陈澧有师生之谊、荐拔之恩。道光五年至八年，翁心存任广东学政，据《陈澧先生年谱》：“（道光六年）七月，先生为督学翁心存赏识，考取番禺县附学生员。……（道光七年）科试第一名，同时诸名士皆出其下。补增生，旋补廪生。……（督学翁心存）命入粤秀书院肄业。”[4]翁心存对陈澧十分赏识，卸任广东后，两人仍有联络，道光十五年陈澧进京会试，就多次去探望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翁心存，并与翁心存长子翁同书相互唱和；该年闰六月翁心存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官和腊月出任奉天府丞兼学政时，陈澧均来送行[5]；道光三十年陈澧入京会试不第，辞别时任工部左侍郎的翁心存，翁氏“几欲为之下泪”[6]，云“吾当具疏特荐子”[7]，后礼部议格不行；直至同治元年二月廿六日，《翁心存日记》中仍载有陈澧的消息：“谭玉生之子懋安去年中式，为之欣喜，携来玉生书、陈兰浦书并兰浦所著《声律通考》二册。”[8]陈澧一生应该给翁心存写过不少信，翁心存就曾写信告诉他人“兰甫时有书来”[9]。 此函当作于道光十七年（1837）十一月廿日。《陈澧先生年谱》载该年陈澧“馆于张维屏家，其子祥晋从学”[10]，与函中言“今年为张南山司马见招课子，新孝廉名祥晋者”正相合。函中言“前岁都门叩送星轺”，可知事在道光十五年，翁心存该年先后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和奉天学政，均可称“星轺”，但下函明言“自乙冬在都叩送星轺”，知是指陈澧道光十五年乙未腊月在京送别翁氏赴奉天府丞兼学政事。翁心存通籍后，曾于道光五年和九年分别迎母张太夫人入京孝养，道光十三年翁心存赴江西学政任，张太夫人亦回常熟故里[11]，道光十七年翁心存又入京供职，故陈澧函中问“太师母大人曾御板舆复入都门否”？但翁心存这次并未再迎母来京，而是于道光十八年辞官归里奉母[12]。 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三日，陈澧母刘氏卒，时陈澧尚在南归途中，归后守丧，曾向在京的翁同书发去讣告，即函中所云“曾具赴函，寄致京第间”。翁同书道光十八年会试下第，未如陈澧函中所祝愿“明岁春风定当得意”，而是于道光二十年始登第。陈澧归乡次年，即道光十七年，张维屏聘其为西席，课子祥晋，“祥晋于九月乡试中式，遂解馆”[13]，为谋生计，遂有函中“明年拟寄迹萧寺，授徒自给”之言。因写信时陈澧仍在丁母忧期内，故开篇云“制”（守制），函中又云“读礼之暇”，亦指此期间。 二 敬禀者： 自乙冬在都叩送星轺，转瞬七年，私忱如积。敬维老夫子大人南陔日永，北阙恩多，身退銮坡，自饶天趣，教传燕翼，益振家声，翘首门墙，莫名忭颂。前者逆夷犯顺，豖突江关，遥望府第吉祥，兵尘不到，比闻和戎议定，惟愿从此不复扬波也。 澧自戊冬服阕后，稍有倦游之意，未赴庚子礼闱，去岁重上公车，遥闻粤海夷警，落第后迅即南旋，于五月间抵里。时逆夷已退，而阖门卅口犹避居乡僻，幸免焚掠之灾，然飞炮已及敝庐矣，寄居难久，不得已仍返省垣。惊弓之后，时切忧危。是时寇退之后方议补牢，里中诸彦志切同仇，或在行间，或参筹策。澧自顾腐儒，不谙武备，闭门守拙，仍手一编。而去年水次受寒，右臂作痛，今春复发，半年以来就痊，艰于握管，聊取近年所述，稍稍编排。著有《说文声表》一书，专明谐声之义，以声分部，孳乳相生；复有《切韵表》一书，寻求陆法言音切之法，以息等韵之纷纭，识陋学荒，未敢自信，俟写成时乞赐诲定。惟以小学之书，儒生所有事，而无用于当时，殊自愧耳。受知最深，故不敢自匿，一一陈之。 近于科名之念渐已淡然，惟自念夙荷栽培，方在壮年，未宜息影。甲辰春试兼值挑期，所望永息边烽，仍当公车北上，兼回金陵原籍省墓，彼时纡道叩谒春风，知复不远。 临楮驰慕，不尽所云，恭请钧安，伏惟垂鉴。 受业陈澧谨禀。九月朔日。 按，此为陈澧上翁心存函，收藏于《常熟翁氏亲朋书札诗翰》第四册（该册均为他人致翁心存书，索书号17950）。当作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一日，由函中“乙冬在都叩送星轺，转瞬七年”可以推知，《陈澧先生年谱》载道光二十一年陈澧会试不第南归，“五月下旬抵家，时阖家卅口避乱犹在佛山沙坑村”[14]，亦与函中所云“去岁”事相合。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英军攻吴淞，旋占宝山、上海，复陷镇江，逼南京，翁心存奉母张太夫人避居南乡钓渚渡[15]，七月，中英《南京条约》成。此即函中所云“前者逆夷犯顺，豖突江关……比闻和戎议定”事。陈澧道光十八年戊戌三月已经丁母忧服满，然因“稍有倦游之意”，未赴道光二十年庚子会试，次年虽赴京师礼部试，然未第，遂南旋，闭门著书。据《陈澧先生年谱》载，道光二十年陈澧“著《说文声统》十七卷成”，又云“此书原名《说文声类谱》，嗣后改为《说文声统》，最后写定时更名《说文声表》”[16]，然未详何时写定更名，据该函可知道光二十二年已定名《说文声表》。《陈澧先生年谱》载道光二十二年“撰《切韵考》成”，又云“是书初名《切韵表》”[17]，但据该函，道光二十二年是书还未写定，尚为初名。 清制，举人三科不中可参加吏部大挑，挑中一等者以知县用，二等者以教职用。道光二十四年甲辰陈澧已经是第四次参加会试，可以赴挑，故函中云“甲辰春试兼值挑期”，又云欲“兼回金陵原籍省墓”并绕道拜谒翁心存。然《陈澧先生年谱》仅载道光二十四年陈澧“大挑二等，获候选教官资格”及“至江宁省墓”事[18]，未载拜谒事，翁心存道光二十四年日记亦缺佚，两人此次是否会面，待考。 三 药房尊兄世大人同年阁下： 春初伏闻先师文端公薨于位，五内震越，即与同人为位于学海堂而哭，上惜朝廷失柱石，下痛士林丧山斗。而贱子一身感恩知己，悲号不能已已，犹其小焉者也。复念先师德大福全，哀荣备至，阁下荷蒙特恩得侍汤药，朝廷以孝治天下，闻者莫不感泣。阁下立功立事，报国之日正长，固宜强加餐粥，俯从礼制，且贤郎又得大魁，尤可仰慰先灵者矣。昨奉手教，嘱于粤中故人道达尊意，弟即往访伍紫垣方伯[19]，为具言之，馀则可商者少，如龙兰簃同年[20]，则无待弟之道达也。 先师遗书及行状、年谱刻成时祈早赐读，是所切祷。手教道及拙著，谓仅见《班书水道图说》一种，此外已刻者有《汉儒通义》七卷，《声律通考》十卷，皆曾寄呈先师座右，尔时阁下方膺戎马之任，故未敢以腐儒之业相质也。弟自五羊城陷，提携家口，走避江乡，家业散亡，殊不足道。所痛心者，长男[21]咯血而死，年甫二十一岁，以此悲恸过深，右臂遂得风痹之疾。向不肯干谒官长，而大吏有知其穷愁者，延以书院，请以刻书，得束修以糊口。近者风痹时发时止，仍以著书为事。所著之书名《学思录》，稍论古今经学得失，所冀有补于世，但不知汗青何日耳。一别廿年，聊述近况，不禁其覼缕也。谨具奠仪一函，伏惟垂察，敬问支适不宣。 小弟陈澧顿首。 玉甫[22]、叔平[23]两兄均此奉候，恕不别启。 按，此为陈澧复翁同书函，收藏于《常熟翁氏亲朋书札诗翰》第十七册（索书号17950）。该函当作于同治二年（1863）。翁心存同治元年十一月薨于大学士位，此函既云“春初伏闻先师文端公薨于位”，当系同治二年春无疑。陈澧得翁同书所发讣闻，悲痛异常，和同仁一起，于学海堂设灵位哭之，此即函中开篇所言之事。 同治元年，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因曾国藩弹劾其于定远失守时弃城走寿州，复不能妥办，致绅练仇杀之事而获死罪系狱。翁心存病笃时，特旨暂释翁同书以侍汤药，翁心存薨，复有旨命翁同书持服百日，后于同治二年二月仍入狱待罪，四月，翁同书之子翁曾源廷试第一[24]，故函中有云“贤郎又得大魁”，由此亦可知该函必作于四月之后。 翁心存与伍崇曜、龙元僖二人均有师生之谊。翁心存任广东学政期间，伍为南海县生员，翁心存道光六年至八年在广东分别举行岁试和科试，南海县所取第一等文理平通生员中均有伍元薇的名字[25]。龙亦为翁心存广东任内所识拔的生员。故陈澧得知翁心存讣闻后提及向二人转告之事。 从道光二十年起，陈澧一直任学海堂学长，长达四十二年，主要以教学和著述为生，此函中所言“大吏有知其穷愁者，延以书院，请以刻书，得束修以糊口”。函中所言《班书水道图说》即《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刻成于咸丰三年；《汉儒通义》刻成于咸丰八年；《声律通考》刻成于咸丰十年；《学思录》发创于咸丰八年，函中云“所著之书名《学思录》，稍论古今经学得失，所冀有补于世”，知其著此书原来的宗旨为发明经学；不过随着日后其读书日博，所记内容虽仍重甲部，但已大大突破经学范围，同治十年时陈澧将书名改作“《东塾读书记》”，自序云：“敬慕亭林先生《日知录》，然此所记唯读书一事，不敢窃比也。”[26]同治十二年致刘叔俛书云：“著为《学思录》一书，今改名曰《东塾读书记》，此书自经学外，及于九流诸子、两汉以后学术，至宋以后有宋元明学案之书，则皆略之，惟详于朱子之学，大旨在不分汉宋门户。”[27]可推想其改名既出于自谦，又因该书已非“稍论古今经学得失”的原旨所能囊括。 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英法联军陷广州，“先生又携家避居于南海县横沙村……英法联军既陷城，兵据粤秀山，学海堂、文澜阁皆毁，所藏《皇清经解》刻板缺失过半。家计不给，世乱国危，先生为之忧愤”[28]。此即函中所言“走避江乡，家业散亡”事。咸丰九年九月十五日，陈澧长子宗谊吐血病亡[29]，陈澧伤痛过甚，遂得风痹之疾，此即函中所言“长男咯血而死，年甫二十一岁，以此悲恸过深，右臂遂得风痹之疾”。 四 药房尊兄年世大人阁下： 夏间奉到先师行述、年谱，拜领敬诵，钻仰靡穷。手示二函，皆情词娓娓，足征大君子学养素深，处忧患而不改其度，钦佩之至。惟多过奖之语，愧不敢当耳。承命以将有远行告潘德舆方伯[30]、吴道普观察[31]及伍紫垣方伯嗣君[32]，弟即往访德舆兄，云当寄赆二百，金陵有书来云已寄入都，并代弟转告吴观察。未几，观察付来洋银一百圆并书一函，兹将银、函仍托德舆兄代寄入都。至紫垣嗣君处，亦已托友人转达，渠答以近况不佳，亦真情也。 来示以先师穿中第二名见委制文，且云勿辞，弟遂不敢自外，业已属稿，然自嫌简略，不称名臣碑版，未可写呈。行述、年谱所载请停内务府拨帀，力止肃公掊克及五宇案罗织等事，皆举其大略，盖分送于人只宜如此，至碑版之文出于门弟子之笔，则当详记其事，详载其言。先师一代名臣，以晚年风节为重，凡争议龃龉、为权贵所倾嫉，正所以为名臣，一篇之要，惟在于此。乞将趋庭所闻，详悉寄示，其事已有明文者，尤祈一一录出见示，俾得博观约取（粤东所见邸钞多漏略，上谕奏折不能全见）。弟笔墨向来谨慎，必不至有碍也。且五宇名目缘起，弟尤未知其详，此食货之一事，当特书之也。风节之外，学术为大，著述诗文虽未刻梓，亦乞示以大略。弟于乙未年在京时得侍坐，稍有所闻，此后到京甚稀，不得闻者多矣，未足以窥先师学术之盛大也。俟寄到各件，勉竭愚心，当有以报命。 弟今年为大宪延请绘地图，稍得蕲水之资，粤中客民猖獗，金陵残贼又已至庾岭，但得羊城安稳，则幸甚矣。 阁下行期在何日，伫望速还如洪稚存耳。万里之行，伏祈珍摄。玉甫、叔平两兄均乞为道相思，恕不别启。专此奉覆，敬问支适。不宣。 世愚弟期陈澧顿首。八月望日。 按，此为陈澧复翁同书函，收藏于《同光之际名人尺牍》第一册（索书号14902）。该函当作于同治三年八月十五日。《陈澧先生年谱》载同治三年三月“两广总督毛鸿宾、广东巡抚郭嵩焘设广东舆图局，聘先生总核其事”[33]，与函中所言“弟今年为大宪延请绘地图”事正相合。此函与上函事情可以接续，主要言二事： 一为翁同书于同治二年十二月被免死罪，“恩旨减等，戍新疆”，行前有信告知陈澧，并托其向在广东家境富裕的翁氏故旧求赠行之资。函中的潘仕成于道光十二年中顺天乡试副贡，与翁同书、陈澧算是有同年之谊。吴健彰之弟天祺，为翁同书道光二十三年充广东乡试正考官时所得的门生。对于翁同书的求赠川资，潘、吴二人都慷慨解囊，而伍绍棠因其父伍崇曜已于同治二年亡故，家境大不如前，故予婉拒。 一为翁同书寄来翁心存的行述和年谱，请陈澧撰写神道碑铭。据《翁同龢日记》：同治二年正月十三日，“三兄撰先君行述成”；正月十七日，“辑先君年谱，始脱稿”[34]。知行述为翁同书撰，年谱系翁同龢辑。函中云“穿中第二名”,“穿”为墓穴，“名”同“铭”，“第二铭”当指次于墓志铭之后的神道碑铭。陈澧虽很快撰出初稿，但嫌行述、年谱中载事不详，又向翁同书询问翁心存风节、学术详情，欲修改后定稿。该函十月七日至京时[35]，翁同书已于三月启行[36]。而陈澧所询诸事，详答殊非易易[37]，在京的翁同龢极为忙碌，此事暂且搁置。今存翁心存神道碑有两篇，一为杨彝珍《体仁阁大学士翁文端公神道碑铭》，一为陈澧《体仁阁大学士赠太保翁文端公神道碑铭》。据翁同爵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致翁同龢函：“武陵杨性农兵部彝珍日前来省，此君著作日多，实为近来古文作手。吾拟请其作先公神道碑，已将行述、年谱送去，求其属稿。”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又一函：“先公神道碑文，请杨性农撰就，文体简洁，铭辞新警，兹特录稿寄去。”[38]《翁同龢日记》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五兄书，寄杨彝珍所撰先公神道碑，文章古雅。”同治八年十月十九日：“得陈兰甫先生澧书，以先公神道碑见寄。”同治九年五月廿三日：“谢陈兰甫先生澧函，并寄衣料两端、丽参一斤。兰甫（住广东省城西横街）为先公撰神道碑，虽未用而未奉酬，因循极矣。”[39]知后来翁家用的是杨彝珍所撰碑文。陈澧所撰碑文中云“公子前任安徽巡抚同书、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同爵、右春坊右赞善同龢，以公将归葬，奉行述、年谱，寓书于公门下士陈澧，为神道碑铭”[40]。乃按惯例所作的悬想之词，其实翁同书同治四年已病故，翁心存归葬常熟事在同治七年，而陈文同治八年始寄到京，故此段文字未可依据。 此函最后云“伫望速还如洪稚存耳”，寄托了陈澧美好的祝愿。江苏阳湖名士、乾隆五十五年（1790）榜眼洪亮吉（1746-1809，字稚存，号北江），嘉庆四年（1799）上书极论时弊，获死罪，后改流放伊犁，其遭遇与翁同书相似。然洪亮吉百日之后即被释放回籍，而翁同书戍新疆途中虽为甘肃统帅都兴阿奏请留营，戴罪立功，但因积劳成疾，一年馀即病逝，遂使陈澧“速还”的祝愿最终没能实现。天邪？命邪？ 注释： [1]即翁心存长子翁同书（1810-1865），字祖庚，号药房，道光十二年举人，道光二十年进士，曾任贵州学政、安徽巡抚等。 [2]即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号南山，广东番禺人。道光二年（1822）进士。晚清著名爱国诗人。明清两代称“府同知”为“司马”。张维屏道光五年曾署襄阳府同知，道光十二年曾署理袁州府同知，故陈澧美称其为“司马”。 [3]即侯康（1798-1837）字君模，广东番禺人。研精注疏，尽通诸经，尤深史学，为阮元所器重，曾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之体例，遍注隋以前诸史，未成而卒。按侯康亦翁心存在广东所取生员，后以优贡生中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举人。 [4]黄国声、李福标：《陈澧先生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5]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第133、150、188页。 [6]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一日”，第793页。 [7]《东塾集》卷首《国史儒林传采进稿》，黄国声主编：《陈澧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页。 [8]《翁心存日记》，第1709页。 [9]张剑整理：《翁心存诗文集》卷三十《复桂星垣太守书》，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985-986页。 [10]《陈澧先生年谱》，第42页。 [11]《翁心存日记》“道光五年”、“道光九年”、“道光十三年”。 [12]《翁心存日记》“道光十八年”。 [13]《陈澧先生年谱》，第42页。 [14]《陈澧先生年谱》，第56页。 [15]《翁心存日记》“道光二十二年”。 [16]《陈澧先生年谱》，第50页。 [17]《陈澧先生年谱》，第58页。 [18]《陈澧先生年谱》，第63-64页。 [19]即伍崇曜（1810-1863），原名元薇，字良辅，号紫垣，商名绍荣，广东南海人。伍家以豪商起家，所刻《粤雅堂丛书》有功于学林。清廷因其家捐赈、输饷及调停中外事宜，给予伍崇曜钦赐举人，加布政使衔等恩荣。故札中称其“方伯”。 [20]即龙元僖（1809-1884），字兰簃，广东顺德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据郭汝诚修、冯奉初等纂、咸丰三年刊本《顺德县志》卷十一《选举表二·举人》，龙元僖为道光十二年壬辰举人，故陈澧称之为“同年”。 [21]即陈宗谊（1839-1859），字孝通。笃信父说，长于舆地之学，著有《考正德清胡氏禹贡图》一卷、《读论语日记》一卷。 [22]即翁同爵，号玉甫。 [23]即翁同龢，字叔平。 [24]翁同书编、翁同龢补编：《顨斋自订年谱》，国家图书馆藏印本。 [25]翁心存：《粤东校士录》，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26]《陈澧集》第二册《学思录序目》，第786页。 [27]《陈澧集》第一册《东塾集》卷四，第167页。按，该函系年据汪宗衍《陈东塾（澧）先生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7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111页。） [28]《陈澧先生年谱》，第129页。 [29]《陈澧先生年谱》，第151页。 [30]即潘仕成（1804-1873），字德舆，祖籍漳州，世居广州。为官商巨富，其“海山仙馆”中所藏古玩字画号称“粤东第一”。潘氏因捐纳筹防有功，被赏加布政使衔，因此可称“方伯”。 [31]即吴健彰（1791-1866），原名天显，字道普，广东香山人。初为广州十三行同顺行商人，后捐得候补道员衔，曾署理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 [32]即伍崇曜之子伍绍棠，曾以捐纳被赐举人，赏加四品衔候选郎中。 [33]《陈澧先生年谱》，第191页。 [34]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中西书局，2012年，第284、285页。 [35]该函有封套，上书“药房尊兄世大人惠启／澧手缄”，另有翁同龢批记：“外吴观察一函并洋银一百圆／十月初七日”。《翁同龢日记》同治三年十月七日亦载：“得陈兰浦书。”（第382页） [36]翁同书编、翁同龢补编：《顨斋自订年谱》。 [37]可参看《翁心存日记》和《翁心存诗文集》中的相关记载。 [38]《常熟翁氏家书》，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39]《翁同龢日记》，第466、755、806页。 [40]《陈澧集》第一册，第210页。   陈澧致翁同书函 本文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规划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张剑，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原载《文献》201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