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铁凝的作品集里，有一部短篇小说 《谁能让我害羞》。小说讲一位在城市里当送水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给一位女子送了几次水之后，开始有一些纠结的感受。在这个过程里，因为自尊心，他每次都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体面一些，使用礼貌用语。在一次送水时，因为电梯坏了，他穿着从表哥那里偷出来的西装、皮鞋，扛着50斤重的桶装水爬了八层楼，口干舌燥，腰酸腹痛，向女人请求喝一口水，结果女人把手指向了洗碗池上的水龙头。这个动作成了压垮骆驼的稻草，他在混乱的情绪中掏出了身上的折叠刀。最后，他被接到报警后赶来的警察带走了。
    就是这样一个短短的故事，把那个时代人际关系面临的种种转型，刻画得丝丝入扣。人的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常常要面对利益、认同、价值等多种因素。而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有的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有的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如果要把道理说清楚，恐怕很难，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大家都能够领会。
    因此，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文学阅读在通识教育中可能起到的作用———以讲故事来讲道理。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被认为是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从罗蒂的论述来看，通识教育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文学。他虽然是哲学家，但他是在大学的比较文学系做教授，几十年一直在论证重要的不是哲学论证，而是叙事，文学会提高人的想象力和敏感性。举例来说，当我们讲到正义，如果从哲学入手来论证正义的必要性，会需要动用一套很复杂的体系，并且未必能获得一致的结论。但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也就是通过故事，人们提高了对于陌生人的痛苦的想象力，有了这样的想象力，就会去同情原本不认识的那些人。
    当然，同样是以我哲学的立场来看，虽然以讲故事来讲道理确实有它的优越性，但是讲道理不能只靠故事，还要靠阐述论证道理的那些部门。这是我跟罗蒂有所区别的地方。你判断这个故事是好的还是坏的，这是最简单的，但是判断它是主张正义的还是反对正义的，它是让人变得更残酷的还是让人更有同情心的，这就有一些复杂了，需要借助理论。你可以说这些判断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毕竟现在已经有了那些凝聚了许多代人智慧的理论，那些理论本身是有道理的。
    故事之所以能讲道理，是因为它不仅仅是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很难做一种基础主义的论证，即从一些完全不可质疑的前提出发引出一些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在基础主义的论证和相对主义之间做一个选择，或者在基础主义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与社会主义做一个区隔。还是存在着一个非基础主义的论证，一个典型或者一种形态。
    在约翰·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它只是一种论证的场景，不是从论证出发的一个逻辑体，而是假设有一批人在其物质生活中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在这种状况下让他们选择一种社会安排。
    这种基础上形成了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反思平衡，它强调，最实质性的论证是在理论和常识之间，在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之间形成一个认知。我基于常识思考理论，又用理论修正我的常识，最后理论和常识之间达成一个相对比较接近，比较一致的观点，这样的结论就是站得住脚的：既不单纯从常识出发，也不单纯从理论出发。另一个概念叫重叠共识。同样一个观点，完全可以是基于不同的理由来形成的共识。这种论证当中已经充满了叙事的成分。这是从罗尔斯的角度来讲的，他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很思辨的哲学家，而即使很思辨的哲学家，他的论证也已经有叙事在里面。讲故事为什么能讲道理？ 因为讲故事里面已经有讲道理的成分。讲故事就是邀请观众来分析我的一些预设，我在讲故事过程当中是不是顺利，是不是流畅，是不是能够得到呼应。其实这也就是把我的见识和观众的见识进行一下平衡，一种反思的平衡，最后达成结论。其实就是我把这个故事讲下去了，听众把我的结论接受下来了，最后达成了一种重叠共识。这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论证方式。所以讲故事之所以能够讲清楚道理，让人讲理，不仅仅因为它是叙事，而已经是有论、思辨在里面。
    我再举一个例子。电影 《天下无贼》里面，有一个小说原著里面没有的情节：刘若英扮演的女贼和刘德华扮演的男贼，一开始说要偷傻根的钱，但是折腾一段时间以后，女的说不偷了。男的质问她：为什么不偷了？你不要以为我们是谁，我们是坏人。女贼就跟他说我怀了你的孩子，我想为他积点德。这样一种叙事其实就是一种论证，当你要论证一个道德的结论，其实你要援引的不再是一个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或者说一个古老的传统，而是每个人内心的情感，要确定在日常生活当中使得我们能够正常生活的基础性的东西还在，尤其是当你想到家庭、想到下一代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设想，不是一个论证，而是一种想象，把听众、读者生动地邀请进来，一起来分享这样一种场景，最后形成一种共识。于是人们会觉得女贼的回答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 当然哲学家可以来做好多论证，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故事是很有道理的。
    这样一种道理只靠讲故事是讲不通的，还是要做分析来把道理提炼出来。我甚至觉得，这样一种设想———我希望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上，比罗尔斯的理论更有说服力。一个再糟糕的人，面对这样的问题，基本上也不会做出非常离谱的回答，这就是人类还有希望的地方，这就是我觉得儒家重视生命、重视家庭的传统之所以有力量的原因。
    当我们说讲道理时，还有一层意思是别人要听道理。讲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让人听道理。听故事往往更能让人讲道理。跟什么比呢？跟抽象的理论论证、抽象的理论表述比。自己讲清道理，同时让别人讲道理，这正是讲故事的意义，也正是在通识教育中文学之所以重要的地方。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