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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共存与以俗为雅 从整体来看，宋代文艺有趋于世俗化、平民化的倾向，从而产生雅俗共存的时代特征。一方面，在士大夫手中，作为正统文艺样式的诗文、书画十分兴盛，而且依然保持着高雅、严正的姿态，牢牢地占据着大雅之堂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民间伎艺也十分发达。宋代城市繁荣，经济发达，市民阶层兴起，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这两类文艺形式分别适合不同社会阶层对文化生活的特殊需求，也适应各个社会阶层审美情趣的不同倾向，共生共荣，互不排斥。这种雅俗共存的繁荣局面是宋代文艺的总体时代特征，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更值得称许的是，宋代文艺的雅俗共存并不是泾渭分明、严守畛域的不同板块，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共生状态。话本小说本是服务于市民阶层的说唱艺术，但是其“入话”部分常以诗词“起兴”，例如《碾玉观音》这篇宋话本，开篇便引用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咏春诗词多达11首。无怪宋末罗烨《醉翁谈录》中评价说话人云：“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这分明是通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倾慕与靠拢。南戏本是宋代民间艺人创造的新兴艺术样式，它在形式上综合了宋代众多的伎艺，如宋杂剧、影戏、傀儡戏、歌舞大曲，以及唱赚、缠令等在表演上的优点，与诸宫调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南戏虽是典型的宋代俗文学，从曲牌来看，其实也是雅俗并存的，既有《麻婆子》《赵皮鞋》等产自市井的“下里巴人”，也有从词牌中移植来的《烛影摇红》《祝英台近》等“阳春白雪”。 更重要的是，宋代文艺的主体作者即宋代士大夫在文艺创作时具有融合雅俗的审美心态，从而实现了以俗为雅的境界提升。宋代的儒、道、释三种思想已在哲理的层面上有机融合起来，三教合一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这使得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对传统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挤的两极。其次，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态度，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而是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在现实生活中，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态度。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应该体现在内心而不是外表，因而信佛不必禁断酒肉，隐居也无需远离红尘。随之而来的是，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这就促成了宋代文学从雅俗之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宋词的兴盛便是其典型表现。宋代文人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词则用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成为士大夫宣泄衷肠的合适渠道。由于词被看作是用于抒写个人情愫的文体，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因而文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写内心款曲，词体也因此能够保持自身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同时，在社会下层，由于经济发达、都市繁荣，民间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如柳永常常出入于秦楼楚馆，北宋中后期的秦观、周邦彦也都为歌伎写了不少词作。社会对词作的广泛需求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和发展。当然，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并不是一味满足尊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如苏轼的词作，自抒逸怀浩气；辛弃疾的篇章，倾吐英雄豪情，便不再与歌儿舞女有关。但就其整体而言，宋词的兴盛是与宋代都市的繁荣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宋词在整体上具有以俗为雅的性质。 上述4个方面不是宋代文艺的全部特征，也只是宋代文艺达到巅峰状态的部分原因，它们对宋后历代的文艺创作有着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可能也不应该在现代消失得无影无踪。笔者认为，我们对宋代文艺的上述特征当然不能生搬硬套，但应该看到其中蕴藏着宝贵的历史经验，加以认真研究，继承发扬。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