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生活的女人们》，何塞·古铁雷斯·索拉纳，1915-1917年，99x121厘米，布面油画，现藏西班牙毕尔巴鄂美术馆。 在何塞·古铁雷斯·索拉纳（José Gutiérrez Solana，1886-1945）的《讨生活的女人们》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一类西班牙妇女的群像。所谓“讨生活的女人”（mujer de la vida），在西班牙语中即是“妓女”的委婉说法。她们站在妓院门口，大概是在等待顾客吧，可是并没有如我们常在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那样，既无嬉笑献媚之态，也不强作欢颜，而是似乎满怀深沉的忧郁，直白地展示她们的悲苦生涯。她们处于不同的年龄段。暴露程度大致上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递减。最左边的那位应当是最年轻的，正在展示她几近完全赤裸的前胸，而双臂抱在胸前，是内心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中间的那位面容更为凄苦，一身黑衣仿佛是心情的写照。最右边的女子年纪更大，站姿和表情更为从容一些，面向观者，右手拉开风衣似要展示那不再有多大展示价值的身体。她们背后的两个年老妇女，一位以侧面示人，不知是为了掩饰脸上或身上的某处缺陷，还是因年老色衰之故不愿过多暴露自己。她身边的老太婆应是拉皮条的，丑得吓人，尤其是那双不对称的眼睛，简直就是个怪物。费尔南多·德·罗哈斯出版于1499年的叙事文学作品《塞莱斯蒂娜》为西班牙文学史留下了一个经典的淫媒形象——恶毒、狡猾、贪婪的老婆子塞莱斯蒂娜，她仿佛在这幅画中得到了再现。在这群女人的远处，有几个男子围在一起不知在密谋着什么，他们很可能下一步就往妓院走来，其中一个人已经在往这边张望了。街道是阴暗的，建筑物是简朴丑陋的。整幅画面笼罩在阴郁的氛围里。用西班牙艺术史的概念来说，这是一幅“黑色西班牙”的典型作品。 “黑色西班牙”是对现代主义艺术浪潮的反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危机与变革的时代关口，有一批西班牙画家试图回溯和复兴西班牙古典传统，用暗黑的色调和主题表现具有西班牙民族生活特色的人物形象，在其中注入民族灵魂。这种灵魂更多与天主教思想有关，指向一种哲学家乌纳穆诺所谓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以及作为个人的存在价值——作为上帝的造物，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每个人都有同等的尊严。在《讨生活的女人们》中，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灵魂：一方面是悲怆的，把生命看成是一场悲剧、一次苦行；另一方面又是保持着尊严的，没有为招揽生意而摆出令人鄙夷的姿态，她们“赤裸裸”的愁苦面容就是个人尊严的展现。 古铁雷斯·索拉纳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本土最有代表性的绘画大师之一。当同时代的毕加索、达利等人大胆实验新的艺术表现方式时，索拉纳仍然在西班牙传统的路上继续探索，坚持现实主义风格。西班牙艺术史家拉富恩特曾评价道：“索拉纳的艺术，是不加掩饰的质朴，是摈弃美化的人性，是生命的戏剧性意识；这是苦涩的生命体验，在对这种苦涩体验的评论中，西班牙艺术并不想掺入装饰性的令人愉悦的鸦片，而是注入本真的粗粝性，为我们打开通向存在和死亡之谜的拯救之道。”如实展现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表现人的最本真的生命，正是拉富恩特极为珍视的西班牙绘画传统。被苏尔瓦朗注入生命的静物和待宰羊羔，委拉斯开兹描绘的气质卓然的宫中人物，戈雅笔下粗俗而鲜活的普通民众，无不是这一传统的经典代表。他们在意的不是“美”，而是“真”。这是西班牙式的现实主义美学。 现实主义传统在20世纪初遇到了现代主义的巨大挑战。我们可以将《讨生活的女人们》与毕加索创作于1907年的《亚威农的少女》做一对比。创作于同一个时代，同是失足妇女的群像，两幅画却似乎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艺术史年代。毕加索有意要把人体画得脱离现实，并且让我们尽可能不去联想画中人物的生命经历。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在他的著名理论“艺术的去人性化”中为毕加索的做法开具合法证明。他指出，与这种“新艺术”相连的，是一种新的感受方式，也即去除自然形态之后的纯粹美学感受。由此，“我们说艺术缺乏人性，并不只是因为它不包含人性化因素，更是在于它一直积极地去除人性化因素”。新艺术的要旨在于：“画出一个人，而尽可能地让他不像一个人；要画一栋房子，却只保留必须的要素让我们能看清它的变形过程。”现代主义艺术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直至抛弃了一切主题、一切形象，成为许多人大呼“看不懂”的抽象画。与这样的趋势相反，索拉纳坚持艺术中的人性，让观者继续获得这种不把生命与审美相剥离的观赏体验。正因为此，在他描绘的日常生活画面中，从那些渔夫、老船长、主教、斗牛士、乐手、讨生活的女人等各色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比同时代的摄影照片更为“真实”的西班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