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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的推出为标志,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已经走过十年。十年来,它从一个少人问津的话题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最具活力、最具特色的一个分支(戴庆厦 2007)。语言生活研究在理论上进行积极探索,在实践上努力服务国家与社会,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在学术理念、方法模式和研究旨趣上具有高度共识的学术共同体。 一、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背景 中国语言生活研究主体是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框架下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全球范围内少数民族语言濒危问题严重,人类的语言权利、语言资源意识空前觉醒,语言多样性、多语多言、语言复兴、语言权利、语言规划等课题引起普遍重视,大大推动了微观社会语言学向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转型(Cystall 2000;Ball 2010:2)。 在西方,对应“语言生活”的术语language life并不流行,语言生活研究通常以“语言调查(language survey)、语言状况(language situation)、语言使用(language use)、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的名目出现。 日本是最早使用“语言生活”概念并展开研究的国家。1948年,日本成立国立国语研究所,其任务是“用科学方法调查研究国语与国民语言生活”,给制定语言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从此以“语言生活”为重点,在方法论和各领域开拓上都展开了丰富多样的实证研究。1951年《语言生活的实际情况——白河市及附近地区》报告了福岛县共同语普及情况,1971年《敬语使用现状——松江24小时调查资料分析》使用“24小时调查法”收集主妇生活对话中的敬语使用情况。此外还有大众传媒与个人交际、语言场所与语言活动、套语、语言生活史等调查,每两年一期的《国语学》杂志也辟有语言生活部分(真田信治等 2002:42—61)。日本学者Patrick Heinrich和法国学者Christian Galan(2009)合作编著的LanguageLife in Japan,报告了21世纪后日本语言生活的新动态。可以说,日本社会语言学是在持续性的语言生活调研活动中发展起来的。 大规模的语言生活调查伴随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而兴起。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合适的语言政策,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弗格森、库伯等学者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非洲展开“东非语言使用与语言教学调查(Survey of Language Useand Language Teaching in East Africa)”项目,调查反思和调查成果集中反映在他们所编的Language Surveys in Developing Nations(Ohannessian et al.1975)和Language in Ethiopia(Bender et al.1976)等著作中。该项目不仅收集到大量语言材料,还培养了社会语言学本土力量,促进了学科交融。最大规模的语言调查是由美国暑期语言学院实施的,它依托所培养的语言人才陆续对世界各地语言展开调查。随着工作的推进,逐渐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手段,如问卷法、小组和个人访谈法、故事复述、直接观察法等。90年代以来,美国语言生活研究走向专题化,特别关注濒危语言状况。例如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报告了世界上23个语言复兴的案例及其所采用的方法(Leanne & Kenneth 2001)。 加拿大的语言生活调查是由官方机构实施的。加拿大统计局1993年发布土著族群的语言生活状况(Statistics Canada1993)。 从1994年开始,配合“官方语言行动”每年发布《官方语言年度报告》。 近些年来,国外语言生活的调查内容和对象范围逐渐扩大,如体态语、阅读困难症、失读症、难民群体语言使用等都进入视野。Ball(2010)介绍了33个国家和地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情况,从中可见其议题分散而多样。表1选取其中10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关键词加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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