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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新年伊始，周有光先生走了。就在前一天，他才刚刚过完112岁生日。 在知识文化界，他早已被当作了长寿的标杆，他的同代人甚至下代人，都一个接一个地谢世。但那些经历过同样年月、分享过同样记忆和同样苦难的人都走了，即便乐观如他，多少也会有些寂寞的吧。从前他感叹，上帝太忙，把我忘了。这一回，上帝终于收回了这束光。 认识、了解周有光先生，有很多个渠道。学经济学的人，从经济学认识他；学语言学的人，从汉语拼音方案认识他；学文学的人，从“合肥四姐妹”，从沈从文、傅汉思、顾传玠们的连襟认识他。更多的人，是从晚年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认识他的：100岁时，有《百岁新稿》；104岁时，有《朝闻道集》；105岁时，有《拾贝集》；还有《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等。有人说，他的一辈子，活了别人几辈子，诚然如是。然而，看看这些书名，“新稿”、“朝闻道”、“拾贝”，又哪里像是出自一个几乎度过两甲子的老人之手呢？ 生于1906年，周有光的一生经历过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经历过启蒙与革命的变奏。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有着强烈的求新意识。在周有光身上，这种求新，不仅是从经济学转入语言学，也是他从内在时时密切关注着个体和世界、和社会的关联，不让自己落后时代太多。据报道，直至晚年，他每天依然关心世界时事。有一次，他从昏迷中醒来，第一句话竟是问床前的人：“乌克兰局势怎么样了？”——不外在于世界，并始终对其时刻怀有热忱，这是一个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的模样，也因此，直到100岁以后，他依然能睁大新奇的双眼注视世界，继续将启蒙之光传递下去。 汉语拼音改变了中国人输入、输出知识文化的方式，对于这位与汉语拼音密切相关的老人，人们称呼他是“汉语拼音之父”，可他从来都拒绝这顶冠冕：“汉语拼音怎么能是我‘儿子’呢？”又或者，“读过书的人，绝不会把那顶桂冠随便加在我的头顶上”。这并非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谦逊，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实事求是。回顾追忆知识分子的理想方式，并非是要将其“绑定”在某个实体之上，须得通过这个实体才能来标签、来让人们认知，而应当深入去了解其学术源流和精神品格。如此，他们的离去，也就不仅仅在那一刹那间作为“爆炸式新闻”。 长寿的知识分子是国家之宝、国家之幸，毕竟，他们是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和苦难才走到和我们共存的这个太平时代，也正是由于他们和其他更多的往生者，我们而今的世界才得以被照亮。周有光先生于112岁高龄上离世，他的一生看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想必也不会有太多遗憾。况且，上帝那里，还有他许多许多老朋友。而我们，只需告别，祝福，再将那束光焰传递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