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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英汉大词典》主编、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在上海去世,享年76岁。以下是陆谷孙先生于2012年所作的自述。 成长于“高压锅”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在悬崖边上排着队,等着一个一个掉下去了。 我是1940年出生的,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可以说成长于“高压锅”。年轻人之间总是有竞争的,现在表现在学业上,那时候就是比耐压和抗压性。一开始逼着自己,算勉强跟得上,但我本性喜欢在大原则指导下率性地生活,最好是“leave me alone”(让我一个人待着)。下乡劳动可以挑百十来斤,但那叫“大力士挂帅”,说你没触及世界观。劳动休息时,因为爱闲步田畴,自言自语背两句普希金,得一诨号“田埂上的小布”(小布尔乔亚)。 在各种政治运动和劳动中,学习时间必须挤。难得享受一个完整的暑假,其他同学回家了,我却会从上海的家里回到学校。平时8人一室的宿舍里,就我一个人,物理空间不变,主观却有了一种解放感。我花一个暑假看书,刚开始是看比较刺激青少年的书,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福尔摩斯探案集》、《梅森探案集》都看过;也看哥特小说,图书馆的Mysteries of Udolpho(《尤多尔佛之谜》)据说直到前不久,借书卡显示只有我一个人借过。 做“规矩人”是家传 大学的老师将我引导入英美文学,特别是莎士比亚之门。但是我最早的中文训练来自父亲,在家我受的是旧式教育——背书,背得最多的是家书类文字和诗词。 做“规矩人”是家传,做人做事要合法、合道德,负责任、有担当。上中学时,我喜欢听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等等,想花60块钱买个唱机,父亲不准,觉得浪费钱,也怕影响学习。我喜欢打篮球,戴着父亲的手表满足一下小小的虚荣,父亲派表哥去学校找我,当着同学的面令我将表摘下,回家后还要写检查。 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精神不能矮化。父亲言教加身教,使我不会低三下四地去取悦外国人。我自己是学外语的,现在妻子、女儿一家都在国外,但我还是不应他们的要求去申请绿卡。这跟幼时的教育有关,特别是在农业文明的环境中长大,根子就扎得更深一点。一到秋天,秋虫鸣叫声大起,这时故乡的草木、风物、氤氲,那些说不出的牵引力就会催着你回来。这是很难描述的情感,像脐带一样无法割断。 希望学生不那么功利 我现在还忙着给学生上课。上学期是每周介绍一本书让学生看,戏称“恶补”;这个学期我让他们写,每周300字都可以,允许下载,但不能占全部文字的三分之一以上,这叫“产出”。好多学生一听有写作要求,跑掉了,但是我相信剩下的学生对语言是有亲和感的。真希望每培养一届学生中,会有两三个比较不那么功利。我希望他们语言功底好,英文说写读译流利,文学原著浸淫得深,知道西方文明是如何演变过来的,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帝国、日耳曼骑士、英格兰清教徒,都能弄清楚。 但是,总体而言,就其佼佼者比较,现在的学生不如过去,这跟整个大学教育的变化有关。大学培养的不是学士、硕士,或者讲技术的术士,而是一个初级的思想者和怀疑者。我当年至少有一点朝这个方向靠近。 生命只是偶然 我喜欢孤独、宁静。孤独是灵感的催化剂。在一群人中,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交心的人,那我就向内,回到自己的精神王国。 我把我这简陋又老旧的住所叫做洞穴,人家问“回家没”,我常答“已经回洞”。每天晚饭后散步,路上不时与亲友、学生短信交流,我叫它“walkie talkie(边走边聊)”。尤其大年三十,人少清静,每年我都会在日记中记下:今年遇到几人几骑。 不要把自己当作了不起的存在,你不过是整个世界很微小的一个粒子,生命本身是个偶然,个体的“to be,or not be(生或死)”都不会对时空长河留下任何影响。 以后我的葬礼就是租一条船,从十六铺开到吴淞口撒掉骨灰,from dust to dust(尘归尘),然后大家洗洗手回到船舱开一个派对,不许说到陆某人生前如何如何,就这么结束。也省得后人一到清明还要来祭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