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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刚调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文改会的老人就给我讲故事，说刚解放的时候，北方干部南下去宣传、推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在方言复杂的地区，他们要带上几个翻译，因为每一个翻译只会讲北方话和当地的一种方言，到另外一个方言地区就要换一个翻译。试想，不推广普通话，连国家的基本政策都无法推行，还谈什么国家的四个现代化。 面临这样一种严峻的形势，国务院在 1956年 2月 6日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对全国各行各业、各机关、组织、团体都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具体要求。同年 3月 12日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成立，陈毅副总理任主任，各省市也都先后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 由于持之以恒、群策群力，大力推广普通话工作，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复杂、文化多样的国家取得了大约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国民基本上能听、能说普通话的巨大成果。在地区间、在民族间，共同语这个环节没有出现交际上的阻塞，没有拖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还要看到，今天我们能够如此潇洒地提出善待方言的口号，一方面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传承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多年来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结果。在语言文字工作中，在推广民族共同语这个环节上，我们已经没有大的后顾之忧，我们现在已经有可能分出精力去保护方言，去保护方言文化。如果没有推普为我们解除了地区间、民族间难以沟通的障碍，当前出现的普通话与方言和谐相处的局面是难以想象的。试想，如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就提出保护方言、善待方言的口号，我们的推普工作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我曾经打过一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如果我们还没有解决温饱的问题，我们在穿戴上，无可奈何地只能接受以灰色的、式样单调的衣服为主这样一个现实。当我们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我们男的就要求穿西服，女的就要求穿旗袍，就有了着装多样化的要求和可能。面对来之不易的推普成绩，我们当然要认真总结几十年来推普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但首先要肯定的是大力推广普通话工作对咱们国家、咱们民族阔步发展的正能量和正效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