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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穆先生把《论语》的内容分为九类:1、关于个人人格修养之教训;2、关于社会伦理之教训;3、政治谈;4、哲理谈;5、对于门弟子及古人时人之批评;6、孔子之出处及日常之行事;7、孔子之自述语;8、弟子之诵美及时人之批评;9、孔门弟子之言论行事。其中一二两项占全书之半,其余的占另一半。 钱穆先生说,研究一个伟大的人物,首先要注意其一生之行实,其次其人之性情,以至于日常琐事;要考察一个人的真精神所在,就要看其人格的真相,让这个人格真相活现于我之脑际,自明晰而感亲昵,自亲昵而生了解,然后乃研究其思想学说之大体,乃为得之。钱穆先生的这个意见很有意思,一个人的思想不能只看文字文本。我以为并非任何一个人都要这样去研究他,值得这样去研究的是具有圣人意味的人,因为这样的人除了思想有价值,他这个人本身更是思想的化身。如果这个人的思想跟人本身分裂,这个人所倡导的东西就不值得我们信奉了。 所以,钱穆先生考察孔子的时代、孔子的事迹。有意思的是,钱穆也观察孔子的日常生活。孔子的平居气象:他是恭敬的、和舒的、娴雅的、微笑的、戏谑的、恬淡而畅快的、从容不迫的、圆满的;孔子的情感:他是诚恳浓郁的、是自然流露的;孔子的谈论:他不谈怪力乱神,罕有谈利与命,谈仁最多;孔子应对事情的态度:他是流行而圆通的,不固执、不臆想、不想当然、不自私自利,他是笃而慎的。 经过钱穆先生的提炼,我们仿佛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孔子如显在目前,他是亲切的、近人情的、舒适自在的,但同时他也是有原则的、有敬畏的、有区别的,是一个很圆融的、通达的长者,所以,孔子是相当具有人格魅力的。 5 钱穆说孟子的重要性有三点:1、发明性善之义,这是中国传统政教之纲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依托;2、孟子提倡养气,孟子说性善,是指人的本体就是性善,说养气则是小我的慎独功夫,也就是每个人动摇要有自己的修养;3、孟子言知言,因为孟子知道性善,能够养气,所以孟子知道一个人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孟子的这个贡献,类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钱穆先生说孟子生于乱世,外则发明人性之善,内则自尽吾心,以知言养气为重要的事务。一个时代要想拨乱反正,必须倡导孟子之学,必须遵守孟子之道,然后才可以企及孔子。 钱穆先生有专章概述孟子与门弟子对于士生活的意见。如孟子认为,“士”推广“道”、奉行仁义,就不应该被认为是“无事而食”或者“不耕而食”,当然应该“得食”甚至被诸侯供养。钱穆说,战国时期,贵族制度已遭到破坏,平民有些参加政治活动的,慢慢形成为一个士人阶级。这些士人,进可以加官晋爵,退起码不用从事劳役。有些像苏张纵横之徒,以猎取富贵为目的,他们是孟子特别厌恶的。孟子提倡的是仕礼,亦即是士人的行为准则。士人不应该轻易去当官,除非是为了免死。就算是出仕也是有原则的。这孟子与门弟子的议论表明孟子不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也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老滑头,他能够审时度势,在复杂的环境中维持微妙的平衡。 6 钱穆认为《大学》出自曾子与其门人,实不可靠。而《中庸》也决非出自子思之手。但虽然如此,两书的价值仍然存在。《大学》阐发入门以及修行的次第,《中庸》则陈义甚高。学习《论语》、《孟子》,最后总是会要旁及《学》《庸》。 《大学》的重点是“三纲”、“七证”、“八目”。《大学》的“三纲”是开篇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顺便说一句:南怀瑾先生认为有四纲:三纲之外,还有一纲是“道”。《大学》有“七证”:“知、止、定、静、安、虑、得”;《大学》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修养的次第把我们的人生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虽然,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但按照修行的次第进行下去,都可能成为圣人。 钱穆按照朱熹的《中庸章句》来解《中庸》。关于《中庸》,钱穆说:“朱子注《四书》,既为其毕生精力所萃,而《中庸章句》用心尤密……通观大体,古今诸家,求能超绝朱子《章句》之右者,尚无其书。故今一仍朱子《章句》之旧,偶删一二注语,要已存其全体之大貌焉。”钱穆又说:“《大学》不出‘性’字,而朱子以性说之。《中庸》不出‘心’字,而朱子以心说之。此正见朱子大气包举,细心斡旋。在当时实具苦心,所以能够转移风气,重昌绝学,决非偶然。吾侪尚论古人,必贵于深知其世运,而默识其用心。”这里,朱子所谓“当时”,则是佛学东来之后“弥近理而大乱真”的情况。所以,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融释归儒,厥功甚伟。钱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朱子,并认同了朱熹对《学》《庸》二书的诠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