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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不能固定于一种思维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们主要聊了些什么? 邹海仑:因为日本是石黑一雄的故国,我非常想知道日本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于是我问他,在写《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这两部以日本为题材的作品时,他是不是经常回日本去搜集素材?令我吃惊的是,他说自1960年随父母来英国之后,只回过日本一次,而且是在这两部小说出版之后的1987年。那时他已经得了奖,在英美文坛声名鹊起,日本政府视其为民族的骄傲,于是邀请他和妻子去日本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除此之外他没有去过日本。“那你为什么能把日本人的生活和心理活动写得那么栩栩如生?”我问他。他说都是母亲讲给他听的,只不过母亲描述的是一个传统的日本,一个没有电视机、没有洗衣机,与现代社会大相径庭,有着“远山淡影”的日本,而对于今天的日本他知之甚少。当然,他有很多亲戚在日本,他经常与他们通信,正是这种无形的遗传和影响及有形的联系,再加上合理的想象,才让他创作出一个有着日本独特的“物哀”之美的艺术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不过自《长日将尽》起,他就一改过去以故国为背景、以道地的日本人为对象的写作模式,转而开始以英国本土和道地的英国人为背景和对象。 邹海仑:对。所以我问他,我觉得他似乎从第三部作品《长日将尽》开始,就有意避开日本文化的根,而努力进入英国主流文化。这部作品描绘了一位做了近40年管家的英国男人的命运与心态,并以此反映现代英国的社会与历史。评论界认为,这表明石黑一雄不仅深深了解岛国日本,而且也对另一种岛国文化——英格兰文化有了牢固的掌握。然而,就像一位南亚理论家所说,他和拉什迪都是“自己选择了没有家园”,他们都在追求一种世界眼光,结果成了故国文化和英国文化的双重“局外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拉什迪在《想象中的家乡》一文中说:“有时候我们感觉自己横跨两种文化;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又觉得自己落在了两个凳子之间。” 邹海仑:我对石黑一雄说,从拉什迪《摩尔人最后的叹息》(1988)、《她脚下的土地》(1999)等作品看,我觉得他还是在更多地向自己原来的文化之根回归,因为作品中有印度历史文化与今天西方文化二者间的结合,“而你似乎不太愿意走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之路,是这样吗?”他深思了一会儿,回答我说:“我觉得自己的情况与拉什迪有所不同。作为英国的原殖民地,印度文化自然与英国文化结合得比较紧密,像拉什迪的作品中就有很多印度英语,这也形成了他作品中的一种特色。但日本文化与英国文化几乎风马牛不相及,我本人也几乎没在日本生活,所以这种结合对我来说根本无法实现。” 我问日本作家的作品对他的影响大不大,他说自己不会日文,所以没法读日本作家的作品。要说对他影响大的作家,早期是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是夏洛特·勃朗特。这确实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于是我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了“石黑一雄”四个字,问他是否认识,他摇了摇头。我不由得笑出声来,说:“这就是你的名字呀!”然后我又用中文发了一遍音。他感到惊奇而有趣,为中文译名和他本名的完全不同。 出于对移民文学一些基本理论的关注,我当时还问他:对于移民作家来说,是应该坚持自己原有的文化特点还是抛弃原有的东西,积极进入主流文化?你觉得哪一种态度是最好的出路?他当时考虑了一下答道:这个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各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重要的是,一个作家不能固定于一种思维模式,思维模式化了,才是最危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