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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作动机来看，当代多数学院派作家创作缘于对文学艺术的追求或知识分子责任感的驱动。金岱在《右手与左手》的附记里写道：“我的事业是文学与思想，文学与思想的本质是精神求索。我必须面对我无可回避的我的使命，我总得尽自己的微力奉献在这一伟大的使命中。”李洱说自己“一直想用小说的方式探究知识分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探究个人存在的意义”。曹文轩说，“我只是想去写一些好的作品。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是不朽的，我相信（文学）有恒定的、永远的、基本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要抓住”。 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当代学院派作家总体上具有深厚的学识修养，这使学院派作家具备了文学探索的专业水平和可能性，学者的理性探索和价值取向又直接催化了文学创作的探索性。当代学院派作家作品呈现较突出的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以及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杨绛、宗璞的纪实性散文，谭元亨的客家人系列作品，都深含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金岱、周国平、郑敏的作品思想性较为突出，金岱的小说被评论界称为哲学心态小说、哲学化的小说，周国平的散文被称为哲理散文；一批当代学院派作家着意艺术上的探索，格非、李洱早期的先锋文学实践，在文本的结构、语言艺术、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何大草《衣冠似雪》《午门的暧昧》《盲春秋》等“新历史小说”、葛红兵早期的个体写作、阿袁的无对话解说式的小说叙事，都丰富了文学类型和文学技巧。 学院派作家从事非职业写作，其创作又与其从事的职业紧密相关。学院派作家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潮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在现代文学的30年间，大部分作家都是学院派作家。不管是在20世纪20年代大量引入外来文艺思想、推动文学革命进程中，还是30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思潮与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学院派作家都在其间发挥着引领和促进作用。 很多研究者推断，感性的形象的文学创作与理性的学术研究可能成为学院派作家的内在冲突。其实不然。当代学院派作家的学术研究成果与文学作品，两者互补，相互影响和促进。于慈江研究杨绛的翻译、研究与创作的关系。他认为，杨绛对菲尔丁、奥斯丁、萨克雷作品的评论，跟她的创作风格一致。马瑞芳研究《红楼梦》《聊斋志异》，不管是作家本人还是读者品评，都认为其小说、散文深受《红楼梦》《聊斋志异》影响；周国平的专业是哲学研究，他在散文中对生命哲学的抒写，是对尼采研究的延续和文学表达；余秋雨研究戏剧，有研究者认为其散文具有悲剧意识、戏剧悬念、情境及冲突等戏剧元素；金岱的“精神隧道三部曲”及其他中短篇小说创作，与其多年来主张 “文学作为生存本体的言说”等互相诠释和补充；曹文轩的多数作品被称为“成长小说”，其学术研究或学术活动也相应地关注儿童文学；葛红兵对都市文学、新媒体时代文学、“身体写作”的研究，都与他创作《沙床》《我的N种生活》的个体写作，关注并适应都市文化精神相得益彰。 总体而言，学院派作家的非职业化写作，拥有相对自由的写作姿态，“学院”身份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严肃高雅文学不懈追求，复合职业身份赋予他们总体上的人文性、超越性、前瞻性和探索性。在新媒体时代，相较日益繁荣的大众文化过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倾向，当代学院派作家的非职化写作或许是一种可供借鉴的写作状态，正如周国平所说：“文学是心灵生活的一种方式，本真意义上的文学是非职业化的，属于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