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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生活，生活舞台上的幽默从不止步 小说20万字，不算很长，前言部分就占19.7万字，写了农村姑娘牛小丽与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他们之间似乎八竿子打不着，但“因果”落在最后3000字的正文里，结构新奇。 “以前书中人物关系是可见的，这回主要是写人物关系的空白。”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人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一句顶一万句》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角色，《我不是潘金莲》由李雪莲牵出不少公职人员。但新作主角“吃瓜群众”，却并没有出场，他们只参与了故事的发展，更多是一种旁观者。这种安排恰与书名中的网络用语“吃瓜”呼应。 “每天睁开眼，有意思的细节在路边俯拾皆是。生活的幽默从不止步，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说，感谢生活。我不是幽默的制造者，只是幽默的搬运工。”刘震云半开玩笑耍嘴皮子道，用严峻来对付严峻时，严峻会变成一块铁；用幽默来对付严峻时，幽默是大海，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掉到大海里融化了。 小说重视的是“肉下到油锅里的嗞啦声和腾起的火苗” 有人评价，对不同受众来说，存在两个刘震云———一个是严肃文学作家，他曾获茅盾文学奖；一个是影视圈的名编剧，自1993年与导演冯小刚合作电视剧《一地鸡毛》起，《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同名改编电影广受关注。 当被问及小说搬上银幕的感受时，刘震云直言“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动物”：电影像豹子，不断奔跑；小说像大象，慢慢走还愣着头在想。电影重视的是结果，一盘菜端上桌，色香味俱全就可以了；小说重视的是厨房里剥葱拍蒜，肉下到油锅里的嗞啦声和腾起的火苗。 相较影像的感性直观，小说文本更在意语言的锤炼。就拿新小说为例，第一章暴风骤雨，到了第二章，急转直下，一页就五个字：“一年过去了。”对刘震云来说，“这是节奏使然，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他的“小目标”正是如此———用幽默的方式谈深邃的哲学，用简约的方式说复杂的事物，用朴实的语言搭建奇妙的艺术结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