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探戈》 作为文学家的拉斯洛 去年3月末，匈牙利电影大师贝拉·塔尔首次来中国，宣布那部采自尼采意象的《都灵之马》将是他最后一部作品。自此，他完成了“20世纪最后一位电影大师”的使命。他长于使用长镜头，使得压抑、静谧和悲悯之情在黑白中缓缓流动，展示出更为深邃的带有象征和隐喻特质的色彩感。 而与其渐渐闻名于世的，还有那些长期和他合作的编剧和作曲家。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没有拉斯洛，就没有贝拉·塔尔。回顾历史，通过其小说改编和他参与编剧的电影就有《诅咒》（1988）、《撒旦探戈》（1994）、《鲸鱼马戏团》（2000）、《来自伦敦的男人》（2007）、《都灵之马》（2011）。 目前，拉斯洛已经写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2015年，他以“非凡的热情和表现力，抓住了当今世界各种生存状态，刻画了那些可怕、怪异、滑稽，抑或令人震惊又美丽的生存纹理”的赞誉获得了国际布克奖。前些年，借助于匈牙利文学翻译家余泽民的推介，《小说界》上曾发表拉斯洛的小说《茹兹的陷阱》、散文《狂奔如斯》，作品均以诡奇的笔调书写当代城市生活，今年7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其长篇小说《撒旦探戈》。由此，拉斯洛也将逐渐脱离编剧身份，以一个具有“诺贝尔”文学潜质的文学家为更多中国读者所了解。 《撒旦探戈》：黑暗而幽默的特质 《撒旦探戈》（1985）讲述了一个骗局（或承诺）被拆穿、而后又进入另一个乌托邦幻觉的黑暗故事。一个与世隔绝的破败不堪的村庄，充满着死寂和绝望，连日沐浴在雨水和泥泞之中，同时还留有过去癫狂年代的痕迹。村民们孤独地依靠着本能生存，“疑神疑鬼地盯着彼此，在寂静中大声地打嗝儿……他们坚强隐忍地等待着……他们像猫一样匍匐在猪圈里等待着，希望能够发现一点泔水的残渣”。同样被迫滞留在这个村庄的村民弗塔基和施密特夫妇，在合作社解散之后，试图携带卖牛的公款潜逃，去寻找“黄金世界”。这时候，从城里来了两个“救世主”。其中，伊利米阿什以调查村中的小女孩艾什蒂的死为由，展开了一场先知般的演说，并虚伪地诈取了他们积攒下来的存款。然后，在“救世主”给予的幻觉的带领下，他们离开了村庄，被迫流落到城市各个角落，又不得不成为新的可怜虫。 整部小说的人物塑造非常具有表现力。例如小女孩艾什蒂是村中卖淫家庭中的最无辜弱小者，因为未能逃脱被哥哥欺骗的命运，最终将“天使”般的期望寄托在死亡上。与贝拉·塔尔的电影中人物“刚毅木讷”的气质不同，拉斯洛笔下的艾什蒂孤独、天真、充满幻想，分不清生和死的界限，她的牺牲会让人想起人类食物链的最底端，想起《狂人日记》里“吃妹子的肉”的全体村民，使得故事在平静和荒诞中流露出一种惊心动魄之感。 贝拉·塔尔导演作品《撒旦探戈》电影海报 在这个“骗局”中，还有一个充当叙述和偷窥者的医生，他是一个记忆的库存、一个拒绝遗忘的人。他缺少行动力，无所事事，仿佛认识到了生活的圈套，在希望和绝望之外，冷静地观察和记录着一切。等到村民逐“梦”而去后，他“在八个位置将屋门钉死”，惯常地掏出小本子继续记录。他自忖道：“我疯了，也许出于上帝仁慈，我在今天的午后突然意识到，我拥有了某种神奇的力量。我仅仅通过词语就可以决定在我周围发生的事件和具体内容。”此处仿佛在暗喻这“医生”由观察而转为创造，恰恰是作者自己。 整体而言，拉斯洛的文字黏稠、浓烈，语言时而粗糙，时而华丽，时而疾速，时而静谧，却是一贯地充满力量。他善于描述每个人物从外表到内心的丰富个性，那些在黑暗魅影中的人物个个活灵活现。虽然作品中充满了黑暗、绝望、滑稽、嘲讽的味道，但其色调仍然洋溢着极具表现色彩的诗意。拉斯洛常常使用一连串的比喻长句，读来令人无法喘息，却备受鼓舞。你甚至能够从中感受到他写作时那绵绵不绝的叙述快感，宛若口吐莲花的说书人。其色彩让人想起美术界的梵高、马蒂斯。作品中充满想象力的成分又让人想起电影界的库斯图里卡和费里尼。或受塔科夫斯基艺术的影响，贝拉·塔尔保留了拉斯洛小说中的隐喻性和美感，用一种具有他自己强烈个性特征的长镜头，将拉斯洛语言的钝重和金属感轻巧化，又如同一把梳子，将小说中那些芜杂、褶皱和泥沙俱下的部分梳理得干净、柔和、静谧。小说中，拉斯洛巧妙地借用“探戈舞”进六步、退六步的节奏，赋予作品从形式到意蕴的回环往复的结构。这是他在汪洋恣肆的文字之外，对叙述节奏的精心设计，如同使人找到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得以支撑的脊背。 雨水下的蛛网：隐喻与荒诞 除了高超的写作技艺之外，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作品中所蕴含的象征和隐喻了。法国哲学家朗西埃曾经以贝拉·塔尔的电影为主题，写了一部讨论艺术和时间关系的小册子《贝拉·塔尔：之后的时间》，这种阐释似乎仍然可以说明小说《撒旦探戈》的精神内核，即“承诺”的无效，线性的希望被打破，剩下的是回环往复的时间和人性的永恒泥沼。在朗西埃的《雨的帝国》一文中，他说：“‘胜利者’的一切话语和狡诈都再次变得毫无意义：一个人并没有战胜雨或重复……事物的中心就是意志的虚无……所有的故事都是述说崩溃的故事，但这样的崩溃本身只是雨的帝国当中一段平凡的插曲。”除了雨水之外，拉斯洛在作品中还使用了“蛛网”来表达时间的停止和希望的破灭。在那个夜晚的小酒馆中，发生过两次“蛛网事件”。村民们聚集在酒馆里，被贪婪和欲望包围，在手风琴的乐曲中达到了行动的高潮。村民们似乎从来没有看到过蜘蛛，但是“蛛网”如影随形地遍布酒馆的各个角落，仿佛一切都被时间吞噬，又被时间凝结。周而复始的“蛛网”围绕着他们，仿佛是地狱的空气在恰当地绵延着，村民在等待被拯救，同时释放着自己的欲望和身体中的痛苦与记忆，就像地狱里的受罚者，是魔鬼和罪人撒旦，那回环往复的探戈舞步，暗示着等待本身的徒劳。 小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荒诞性，体现了作者丰沛的想象力。小女孩艾什蒂相信哥哥说的把钱埋在泥土里，就能生长金钱树的怪诞说法，怀着“说不定这些雨水都不能满足它们的需要”的乐观，淋着雨去给“钱种子”浇水。再如伊米利阿什到了布满蜘蛛网的小酒馆，给村民们训诫时的“伊利米阿什如是说”一节，那模仿耶稣基督或先知的口吻让人忍俊不禁，却能令村民再次陷入肃静和绝对的信任，给人荒诞又真实的感觉。其中宗教语言的味道似乎暗示了更为普遍的信仰与承诺的欺骗性。村民们在伊米利阿什先知般的欺骗下，开始成群结队远离村庄，寻找“黄金世界”，他们路遇一个“弥漫着某种喑哑的绝望”的毁弃的庄园，在庄园中停歇。夜晚，他们各自进入各种神奇的梦境，其中充满情欲的施密特夫人梦见自己在天上飞，她的丈夫在地上喊她回家做饭，整个描写弥漫着疯狂与滑稽的气息。 拉斯洛寓言与世纪末东欧文艺 拉斯洛的创作，与赫塔·米勒、凯尔泰斯·伊姆莱等东欧作家的文学作品一样，充满了对苦难深重的历史和个体记忆的凝重哲思。同时，或许因为夹在东西两岸之间，他们的文艺又在纯粹的冷峻和凝重之上，装点着手风琴式的绚丽和惆怅。生于1954年的拉斯洛，年轻时受彼时理想主义情怀的推动，在1983年大学毕业之后，“抱着文化拯救贫困的热愿，主动离开城市”，到偏僻的小镇乡村当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正是这里给了他观察世界的视角。后来一场大火烧掉了图书室，他回到城市，用一年的时间写出《撒旦探戈》。当时的匈牙利面临着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崩溃。或许正因为对这种氛围的敏感把握，拉斯洛开始重新思考有关“信仰”的问题。“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时间，每一天都长到不可思议。我每天早晨去酒吧喝酒，心想这一天会很长，生命会很慢。”于是，在这种心境中，拉斯洛写出了这个充满长句的漫长而无意义的时光下的奇诡故事。小说中那个在等待中的医生，也仿佛是作者自己，成为一个跳出“承诺”之外对世界进行观察的旁观者。正如在开头他借用卡夫卡的话：“那样的话，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它”。 拉斯洛自己曾经这样解释过他作品中的黑暗：“是当时的现实太黑暗。但从我开始创作的那年到现在，我没觉得世界有什么大的变化，在非洲、美洲、中国，我都觉得一样悲伤……当我回顾人类历史，有时我会觉得是一出喜剧，但这喜剧让我哭泣；有时又觉得它是出悲剧，但这悲剧让我微笑。”而我们在贝拉·塔尔解释自己不再进行电影创作的自述中，也读到过类似的表述：“在我二十多岁拍第一部片子时，很愤怒，有很多话想说。我试图用力踹开面前的门，而不是轻轻敲它……而现在，我觉得我想要表达的都已经说完了，不想再重复自己，于是我也就不拍了。”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历史“巨变”之前，他们相信绝对的自由和理想，而当“巨变”过后，他们看到了整个世界的大体样貌。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东欧艺术家包括文学家在历史变迁之后，骤然失去带有这种攻击性和伤痕性的创造力。1987年，拉斯洛离开匈牙利去了德国，其后匈牙利发生“巨变”，后来柏林墙的倒塌，使得他“幻想破灭了”。“承诺”再次失效，让历史进入一种循环的序列，于是，这等待与期望的动作、神情，变成了最要表现的部分。《撒旦探戈》产生于特殊年代，却因为其高超的写作技艺进入普遍的隐喻性，这正是拉斯洛文学的魅力。 总之，剥离贝拉·塔尔之后，我们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拉斯洛文学的特质，德国作家W.G.泽巴尔德和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读拉斯洛的作品会让人想起果戈理。拉斯洛曾经在接受英国《卫报》的采访时说，他的偶像是卡夫卡。我们正可以从《撒旦探戈》中看到这种古典与传统气质相融合的丰富世界。更为重要的是，拉斯洛通过他的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哲学性，让人想起叔本华、尼采、卡夫卡、贝克特、加缪等人的文本内核，这些作家虽然常常满纸黑夜与荒诞，但最终无非指向人类渴望创造与更新的自由意志。据译者余泽民说，明年拉斯洛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1986）和长篇小说《反抗的忧郁》（1989）、《战争与战争》（1999）将在国内陆续翻译出版。而鉴于拉斯洛曾多次来中国，并写了不少有关中国的小说和散文，我们期待看到他更多的作品译出，包括去阅读他如何讲述他的中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