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的《假面·玛丽莲》、2015年的《伐木》、2016年的《英雄广场》再到2017年的《酗酒者莫非》，有“欧洲剧场巨人”之称的波兰导演陆帕，已经连续四年携作品造访中国。若说前面三次是为了缩短中国戏剧人朝圣欧陆顶级戏剧的距离，那么《酗酒者莫非》则是中国戏剧人与欧洲剧场巨擘的一次磨合和平等交流。
    陆帕每次造访中国，都能引发一次中国戏剧圈的热情狂欢，可是他每次的到来，戏剧圈所关注的重点，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假面·玛丽莲》是从心理剧的角度观照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角色在舞台上的心理变化，而改编自伯恩哈德同名原著的《伐木》和《英雄广场》则因为对文化界体制诸多弊端的批评而引起共鸣。
    《酗酒者莫非》严格来说并非中国戏剧人和中国观众所熟悉的陆帕的剧作。《伐木》与《英雄广场》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陆帕将舞台上的时间与现实中的时间按照1比1的比例完全等同起来，追求的是严苛的现实主义效果。也因为对现实主义的这种苛求，才让这两部剧中所要传达的主旨和理念更有的放矢地击中观众内心。
    陆帕与中国艺术家的首次合作显得非常有勇气，他选择了中国作家史铁生实验意味颇为浓厚的小说《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以下简称“设想”）。从史铁生的原文来看，这几乎是个独角戏，除了酗酒的男主角A以外，虽然舞台上间或会出现其他人物与角色，但都是和舞台布景一样，仅仅是起到故事背景的作用。
    若将《设想》看作剧本，会发现舞台提示远多于人物念白，若真的严格遵照史铁生的原作排演并且幸运地达到了理想化的效果，那最终呈现出来的舞台效果，大概会是类似于罗伯特·威尔逊那样的个人景观式表演。遗憾的是中国舞台上虽然有很多出色的演员，却暂时没发现有谁能像威尔逊那样从表演风格到艺术理念都自成一派。
    比起对待《伐木》和《英雄广场》忠实原著的严谨态度，陆帕对《设想》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要强烈得多。陆帕并没有对《设想》原文做出大刀阔斧的改编，而是在中方的引荐、协助下，陆续读了史铁生的其他篇目《我与地坛》《宿命》《合欢树》，并且在成立演员班底后，每天与演员进行讨论与磨合，在磨合的过程中整理出文本，这才有了最终定稿的《酗酒者莫非》。
    这样的工作手法在欧洲剧场界屡见不鲜，业界称之为“构作”，从“后戏剧剧场”的观念来看，文本不再统领全剧，而是作为演出的元素之一，与演员、导演、舞台、灯光等元素平起平坐，因此主创团队的二度创作就显得尤其重要。
    若对比演出本与《设想》的差别，大概能发现主创团队做了如下改动：将《设想》中酗酒者A的名字变成了“莫非”，而这个名字，来自《宿命》的主人公；莫非身上有作者史铁生的影子——《设想》中的A是个四肢健全的人，然而《酗酒者莫非》里，莫非和史铁生一样坐上了轮椅；而莫非与母亲的母子情片段，也都参照了《我与地坛》的内容；舞台不再是男主角一个人的道场，而是加入更多角色，其中的外国女记者是陆帕自己加进去的。
    史铁生在《设想》的文末曾经感慨过，这样的一出戏不太可能被排演出来。而史铁生这样的感慨，大概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成文之时，舞台技术还较为弱后，很多观念已经超越当时舞台技术的驾驭能力；二是《设想》对文体的革新、对媒介交互的设想对当时传统的戏剧形态产生了极大的挑战，倘若要人们将之作为舞台作品接受它，实在有些困难。但以今天的技术水平来看，实现这样跨媒介、多类型的融合并非难事，陆帕所做的改编，其实是让先锋文本回归传统戏剧。因此从整理出来的演出本来看，对白的比重明显增多，与舞台提示的篇幅势均力敌，而不再是像《设想》中那样，舞台提示呈压倒性的分量。
    《酗酒者莫非》在天津、上海进行了两轮演出后，陆帕接受的多个访问里都提到过，剧中的女记者其实是陆帕自己的化身，因为中国文化对于他是陌生而神秘的，因此他需要在剧中安排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将“外国人眼中的史铁生”合理化。
    在首演后的研讨会上，出现最多的争议，就是陆帕“背叛”了史铁生——史铁生曾在《设想》开篇便郑重声明“不要改动这剧名，更不要更换，也不要更换之后而把现有的剧名变作副标题。现在的剧名是唯一恰当的剧名，为了纪念已故的酗酒者A，这剧名是再完美不过了”。史铁生斯人已逝，我们无法向他求证酗酒者A是否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只是从史铁生的纪实散文以及媒体对其夫人的采访中可以推测，史铁生与《设想》中的A几乎无共同之处。陆帕所做的，并非还原A，他想探索和还原的，是史铁生本人，因此他在阅读史铁生的过程中，会将自己代入进史铁生的角色。总结起来，《设想》只是框架，《宿命》才是灵魂，而《我与地坛》和《合欢树》是血肉，血肉是为了让灵魂更加丰满起来。陆帕在创作的过程中深化了对史铁生的理解，而观众则通过舞台上的演出更加读懂了陆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