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的文学创作，存在着两种趋向：伴随着城市文明日益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作家把视野转向现代化大城市，而真正拥有乡村记忆的作家日渐稀少；当下的文学作品，有越写越长的趋势，动辄两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已属司空见惯。正是在这双重意义上，河北作家李延青是独特而另类的存在。
    李延青曾主持文学杂志《长城》多年，在当今文坛素以编辑家身份名世。他的文学创作虽不多产，却也一直笔耕不辍，时有文章见诸各大文学报刊。这些作品多与当下潮流无关，细细品之，朴素淡雅之下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人和事穿越历史云烟，与人类情感、时代风云交织辉映，岁月愈久远，愈显其弥足珍贵。这一切均可在他新出版的乡村题材短篇小说集《人事》中捕捉和体悟到。
    他写乡村记忆，以平民视角去品咂那些前尘往事，袒露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他恪守短篇小说的文体规范，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把更多的思想内涵以留白的形式留给读者去咀嚼思考。历史、现状、未来……优秀的作品，总是多维度、多内涵、多情感的，既着墨于此，又不限于此。
    与此前出版的随笔集《鲤鱼川随记》一脉相承，李延青这次以小说集的形式重返“鲤鱼川”这片精神故土。面对时代与历史的变迁，他在讲述故乡的故事，也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更在回应着当下农村所提出的时代问题。在他朴素平实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的乡村世界，一个正在变化着的中国。
    值此《人事》出版问世之际，本报特邀国内文坛两位文学批评家对李延青文学创作进行一番回顾和评价，以飨读者。
    乡村写意浮世绘
    吴义勤
    在我的印象中，李延青的作品数量不多，但是风格鲜明，总是力图通过文学性的精雕细刻去呈现个性化的、纯粹的文学意境与情趣。他的散文集《鲤鱼川随记》堪称其散淡而隽永的文学风格的代表，写人记事、风景万物均浸透唯美而超越的情怀，给人以回味无穷的魅力。而他新近推出的短篇小说集《人事》也是一部能突显其文学追求的著作。
    11篇小说，从题材上看大致有三类：一是抗战历史小说，以抗战为背景，讲述华北平原地区乡村民众的抗战历史，如《旧事二题》《胶皮大车》等；二是乡村经验小说，回到少年时光和乡村过往，复活正在远去的乡村记忆和乡村经验，如《母亲的不安》《外面》《看电视》《人事》《车祸》；三是现代乡村小说，触摸和呈现新的历史语境下现代乡村和现代农民的精神嬗变与心灵世界，如《匠人》和《发小们的病》。三类小说虽然时间跨度大、叙事内容差异性明显，但叙事指向却是相同的：对乡村历史、现实的回望和抚摸，对乡村人生、心灵和精神的扫描与凝视。小说整体风格是散淡甚至散文化的，既没有慷慨悲歌、大开大阖的情节，也没有刻意的思想与哲学，而是散淡随性，把写意、抒情、诗意的白描与斑斓的历史、现实和人生的浮世绘相交织，传达给读者一种沧桑唯美的感受。
    以小说的方式重述历史，历来是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常见的“大历史叙事”，就是用文学的方式描述大历史的整体架构和宏阔气象，或者站在大历史的视角叙述抗战的事件和人物。这种叙事方式固然能呈现历史的某种面貌，但叙事中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常常会被历史化、抽象化和符号化，文学性和历史性的边界常会模糊甚至混淆。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事》中的抗战小说就是“小历史叙事”，是一种“非典型性”的抗战小说。作家聚焦于历史细部和底部，站在平民百姓视角，站在抗战历史的内部，对抗战历史进行个人化的文学建构。
    小说集中的故事大都发生在华北平原一个叫“鲤鱼川”的地方，这是作者地理和精神上的双重故乡，所有的叙事都在这个乡村展开。小说人物都是真正的平民，作家没有因抗战而拔高、美化他们，而是尽力还原和呈现他们精神和生命的自然本真状态。李修德是小说中最具革命性和先进性的人物，但他除了革命属性外，还具有典型的乡村农民属性。他没有被符号化、概念化和脸谱化，他仍然被植根于乡村日常生活之中，因而血肉丰满。除此之外，作家将更多笔墨落在了诸如银子、豌豆、文德、李老增、延永祥、小北瓜这样的乡村小人物身上。在小说中，我们嗅到了浓烈的战火硝烟的味道，也感受到了山雨欲来前的紧张气氛，但这些叙事一直都是紧贴着乡村的日常生活甚至饮食男女着笔的。写李修德为是否前去送亲而矛盾挣扎，写银子与文德的婚姻生活，写李老增对于一匹好马的追求和爱惜……这些乡村日常生活的背后其实就是战争的帷幕和隆隆的枪炮声。作家没有因为战争这一主题的强大将日常生活场景忽略，反而饶有兴致地对历史细节进行打捞和描绘，这既体现出作家尊重历史、追求历史真实的历史观，也体现了作家以写意的方式更为人性化地去触摸乡村和人心的文学观。
    抗战小说之外，《人事》中的其他各篇，在以写意的方式复活乡村经验以及呈现众多乡村人生的浮世绘方面，也极有审美韵味。特别是人物的刻画，李延青也是写意性的，善用素描和白描，没有特别的外在描写，也没有多少心理呈现，用笔不重，但淡淡几笔似是粗线条的勾勒，却直入人心，活灵活现。《外面》中的王文校与其父亲王长毛都是特殊时期乡村的“背叛者”和“逃离者”，他们性格怪异、命运离奇，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但他们以逃离的方式进入了乡村的历史，最终成为乡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电视》再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华北农村的日常经验，围绕看电视所引发的一系列的故事，都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痕迹，刻上了华北乡村所独有的特征。在闭塞而物质匮乏的山野乡村，女主人公朱琴的命运和遭遇尤其令人唏嘘。《匠人》和《发小们的病》两个短篇尤其精彩，田桂生、周向文两人的日常对话令人忍俊不禁，李青山、张天民、逢时三个发小的“病”则令人深思，人物虽然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但他们显然又具有了新时代的种种特征。逢时对于物质和权力的追逐、天民对于田园牧歌的怀恋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都带着新时代农村内部变革的种种印记。
    总之，《人事》是一部具有独特审美品质和艺术水准的短篇小说集，无论是对于乡村经验的打捞与复活，还是对于乡村人生浮世绘的写意呈现，无论是对于乡村叙事惯性的反抗，还是对于唯美和诗意的触摸，都是李延青式个体审美追求的体现，其成功的艺术经验在同质化写作越来越严重的当下尤为值得珍惜和重视。
    李延青随笔的格调与诗意
    李建军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强烈而持久的感染力，使人读来欲罢不能，萦怀难忘。我读李延青的《鲤鱼川随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是八年前的事情了，但至今对它记忆深刻。最近，对照李延青的短篇小说集《人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我将他的这部随笔又读了一遍，所得的阅读印象，依然像八年前一样美好。
    李延青的文学写作，纯然是中国格调的。他的语言是本真的汉语，朴素而干净，清雅而优美，充满了使人觉得亲切的泥土气息和生活气息。他写作时的心情态度，则内敛而低调，真诚而自然，甚至有着孩子式的纯真和稚趣，体现出一种温厚节制的中和之美。他看生活的眼光，是好奇欣喜的，但并不故意猎奇，而是在细小处发现朴素的美，充满对大地上的美好事物的善念和爱意。他用中国风格的形式，来表述中国人的心情和经验。
    是的，中国式的纯真而朴素的自然主义，这就是李延青对待生活和写作的基本态度。他的风格接近“荷花淀派”，却并不拘于这一派，因为，他的文字里，虽然有水的气息，但更多的，还是泥土的滋味，有一种质实而厚重的特点。就自然主义态度来看，他有点像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德富芦花，但比他更亲切和家常；就儿童的视角来看，他的文字里有着丰子恺式的烂漫的童趣，但比丰子恺的文笔和画笔更有乡土气息；就对女性的态度看，他分明有着与孙犁和汪曾祺一样的温柔心性，但却有着不同的个性特点和特殊的地域色彩。
    李延青笔下的鲤鱼川，地处边鄙，甚至有些贫穷，但却是一个气象万千的世界。作者以随记的体裁和诗意的画笔，全景式地记录了鲤鱼川的自然景观和生活事象。春夏秋冬的转换，风霜雨雪的景致，花鸟虫鱼的变化，家长里短的趣闻，以及老年人的善良，中年人的辛劳，年轻人的爱情，儿童们的天真和烂漫，如此种种，都被他挫之于毫端，形之于笔墨。
    作品倘要写得有趣，先要作者自己是个有趣的人。李延青作品写得妙趣横生，情致宛然。在《情窦》里，姓李的小男孩向姓吕的女同学示好，将他们的姓氏混为一谈，怎奈女孩并不买账，煞有介事地用刚学的汉语拼音，纠正了男孩的发音，“他羞臊的心里充满失落，觉得彩云简直笨极了，是天下头号大笨蛋”。如此写孩子的心思，读来不禁莞尔。他写燕子“夜里不知做了噩梦还是说梦话，燕巢总会传出一两声低声细气的呢喃，听了叫人心里柔柔地充满爱意”。（《燕子》）这样的描写，显示着作者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和兴趣，也会使读者的心灵受到感染，变得柔软起来，活泼起来。
    文学是一种向生活和人们显示温情和善念的精神活动。文学中的所谓诗意，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善的心灵所发出的光芒，是一种充满美感的道德意味。李延青的作品里面，就有一种善良的精神和美好的道德诗意。他的一篇短章的题目就叫《善良》，写一个小姑娘谈恋爱，却被一个小孩子嘲笑，但那孩子的奶奶却说了一句为她辩护的话：“姑娘家做人容易吗！”一句通情达理的话，一句温暖人心的话，对一个恋爱中的女孩子来讲，这话里包含着的善念和同情，比春风还要温暖。作家也要向自己笔下的人物释放善念，要与他们痛痒相关，要能体验到人物的哪怕很轻微的疼痛和忧伤。李延青写人物的困境和不幸，甚至会写到死亡，但他的笔调，却始终是温暖的，最终总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给人一种充满暖意的力量。
    形制短小，虽小却好，是李延青《鲤鱼川随记》在表现形式上的一个特点，也是它在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李延青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他随物赋形，力求简洁，绝不为求厚重而将文章故意拉长。他把小和大、整和散、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都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在对中国经验的表达上，达到了一个很高、很成熟的境界。例如，《秋风》中写道：“初秋，夜风轻轻掀动院落里零落的枯叶，那窸窣之声会使枕畔的人心里不安。若是飒飒秋风驱赶满地落叶，那‘沙沙’的声响则仿佛落雨，闻之令人倍感凄凉。”
    李延青把诗歌、散文、小说，甚至把其他艺术，譬如绘画，融汇到一起，体现出中国人固有的精微的感受力和雅致的趣味倾向。他对猫、乌鸦、促织、洋槐花、炊烟等乡村风物和生活画面的描写，生动鲜活，充满诗意。是的，他用文字来绘画，所描绘出来的画面，简直就是一幅幅“无声诗”。他写初春的新绿，写村南的山峦上栎树新嫩的绿叶在阳光下闪烁着亮光：“风打山上一阵阵掠过，丛林的树冠像孕妇一般笨重地缓缓摇曳……那些叶片像雏鸟尚未脱去胎毛，背面呈浅灰色。”（《新绿》）多么精细的观察，多么准确的描写，在那些轻视观察而放任想象的作家笔下，这样的描写，是很难看到的。
    总之，无论从文学格调看，还是从道德诗意看，李延青的随笔写作都有很多属于自己的东西，可以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去理解。他的写作是成功的，而他的《鲤鱼川随记》则是最近十多年文学上最值得注意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