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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火了。 本来意义上的民歌和民族唱法诠释的民歌是不一样的，后者经过作曲家加工编排，而前者却直接卯在方言的根基上，歌词发音保留方言存古的声韵，甚至将声调或语调加以延长、变奏、加花，形成最初的民歌旋律。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日常言语到歌咏舞蹈，是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声调延长后，口耳相传，世代相传，就形成了民歌；旋律进一步固化、板式化，表达规约化的情感意绪，讲述复杂的故事，就可能进一步形成戏曲，甚至史诗。民歌和戏曲深深植根于特定地域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文化行为。方言歌曲和方言本身古已有之；反过来，早期的诗歌可能多是吟唱出来的，也不妨看作广义的方言歌曲。由于音乐在古代统治者那里是和礼仪、官制、盐铁同等重要的事情，官方会有专门的音乐机关，负责采集、整理、编排和再现各地的音乐形式，至于宫廷演出时，不仅旋律有所变异，歌词也可能经过改编，发音也可能尽量向“通语”靠拢。因此，方言歌曲绑定了当地方言、文化生活甚至政治形态等无比丰富的信息，可以作后世多维度解码研究。如果说方言是一个宝石富矿，那么方言歌曲、戏曲则是矿床中的宝石。宝石只告诉了我们久远地质年代的故事，而方言歌曲和方言本身还在活色生香地润滑着丰富、具体的生活。 方言歌曲的歌词经过了历代歌者的精雕细琢，和历史的沉淀。歌词也是诗。经典歌曲除了在意义、传情等方面会追求表现力、感染性以外，在声韵调这些诉诸口耳知觉的层次，也有不遗余力的追求。比如，令人吃惊的是，很多方言歌曲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末字押韵的手段，或尽可能让歌词音节构成更加齐整，而且会默契地使用反复、变奏等韵律手段，这有利于在歌唱时造成强化、共鸣和律动效果，增强对受众的感染力，并不知不觉地将一起欣赏的人紧紧联结在一起。另外，旋律和声调之间的像似性、摹拟性是很让音乐家和语言学家神往的一种现象——你在某个歌词的位置换一个不同声调的字，当地人会觉得不和谐。近三十多年来，传统民歌和戏曲经受着一波又一波来自现代音乐的冲击，用共同语或强势方言歌唱某种方言歌曲似乎不可避免。但近几年，人们似乎意识到了独特性的审美价值，所以演绎方言歌曲时会有意选取特异性很强的语音形式和词汇，这是一种自觉的标签强化意识。例如一些北方方言区民歌中的大量的重叠形式、儿化音、子尾等。 唱的当然都很好听，那说的呢？方言，是一个特定地域共同使用的语言形式，它的意义和功能并不限于基本交流，为经济生活服务。从横向来看，方言忠实记录了一个地域共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词汇系统是该地域的知识总库，含有人们对于世界、生活、思想、宗教、情感等的指称和表述潜力，也体现地域共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些都成为印记，为他们所共有，将他们与其他地域区分开来，在文化认同方面，意义重大而深远。不夸张地说，家乡、老乡、思乡、乡土、故园、游子，这些中国文化关键词的语义，如果没有方言维系，必终将如青烟一缕，无处安妥。人类学、民族学往往以语言、方言的存在、活跃度或消失为标准，来定义民族或方言区。方言的语音系统是更为直接的标签，各方言之间的区别与认同最为直接地体现在语音系统上。形成这些不同和对立的因素，其背后原因除了山川形胜带来的地域分野，更重要的是历史因素。每种方言都拖曳着一段长长的历史而来，从中可以看到当初原始共同语的影子，也可以看到自然发生的语音流变，甚至可以看到由于语言接触、融合引起的突变。因此，每种方言既是每天都在流通着的“现钞”，同时也是保存完好的文物，从中可以看到语言的、文化的、历史的种种印记。研究这些印记在语音、词汇、语法、符号学等层面的有形表征，成为语言学家的一个重要使命。 不同语言、方言之间的可懂度、互译性怎样？上面说了，方言是绑定了大量文化生活信息的语言形式，当你说出一句方言时，你不只是表达了一个“意思”，或曰命题，或者发出一个行为，这些别的语言都能做到，你传递了一束“言外”的东西，你可以叫它风格、效果、意味等。即使，基本语义也很难做到镜像般转译和翻拍，比如那些表达微妙情感、评判的形容词。而一旦触及情绪意味、表达效果等，则是更高级的追求，附加信息更是海量的，几乎是无法转译的。一个成都老乡说出“巴适的板”时，一个陕西人没法用“受活”去对应一个普通话人说出“舒服”的感觉，它可能会唤起天府之国特有的休闲生活，甚至对美化事物的赞叹，更无法感受一个在外的成都游子被这个词勾起的思乡之情。这也给其他听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让这个“巴适的板”变为成都方言、成都人、成都文化的一个形象、好记的名片，迅速传开。对于语言学研究，如何在语言学的体系中认识、定义这些“意味”“效果”，则是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现在需要切实做的诸多研究工作之一，就是较为精细地描写各地方言、尤其是一些代表方言的词汇系统以及音系和语法系统。想办法在国际上较为统一的大框架下，对方言中的微妙差异进行范畴化，而不仅满足于对于语感的直陈式感受。 方言歌曲的流行有两种不同的图景，强势方言的民歌不仅在本方言受众中会流传，也会借助大众媒体在更大的区域传播，如很多粤方言歌曲、一些闽方言歌曲，东北官话区的二人转、晋方言区的陕北民歌、以及近来大受关注的华阴老腔、云南山歌等；另一个方面，则是相对传播范围较小的各地方言的方言歌曲，大多只能在受众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另外，能够广为传播的方言歌曲相对于总量而言总是一小部分，其他大多数则默默无闻。这也受内容、载体以及其他偶然因素的制约。因此，对于传播和推广方言而言，主要还靠那一小部分幸运儿——“走红的”方言歌曲，其他大多数则更多地担负起在方言使用者内部传承方言、文化的使命。 然而，方言歌曲的文化载体功能有明显的局限性。受众的耳朵和眼睛一样，总是在追求更新、更奇异、更有表达效果的艺术形式。任何一夜蹿红的现象级歌曲一旦成为现象，就会被很多后来者模仿，直到让听众产生审美疲劳，从而寻找更新的形式。另外，近来用纯粹原装方言土语演绎的歌曲之走红，也许是因为大家已经听惯了听腻了标准的、学院派的民族唱法演绎的民歌。在这一背景下，原生态的唱法往往会让人印象深刻。但试想一下，要是没有几代音乐人在各地的采风、改编和专业人士的演绎，民歌的传播也许不会这么繁荣。毕竟不同地域的艺术形式就像一个个携带着密码的宝盒，打不开密码，你看不到宝盒内的璀璨，也走入不了别人的心。人对自己不熟悉的风格、艺术形式，总是有心理隔阂。我们需要记录、整理、改编、再现的专家。 这个方言好听吗？我们经常这么问，和被问，这个问题收获的答案，注定是莫衷一是。因为它一开始就预设了傲慢与偏见。方言、地方戏、地方文化，这些载体身上贴满了各种标签和印象：“硬、土、舒坦、像吵架、黏糊、像唱歌、松松垮垮、痞气”等。粗略地看，这些评价会形成一个“鄙视链”，深究下去，往往和经济发展扯上了干系，比如经济发达地区鄙视说普通话的，说普通话的人鄙视经济欠发达地区，反之则是评价为“好听、洋气”。处于鄙视链底端的，只能是心中深埋的自卑，反映在言语生活上，就是对方言背景的有意无意的掩盖和向普通话方向的努力，向周边强势方言的努力。一些北方地区的大中城市，比如笔者家乡陕西的西安、咸阳、宝鸡等地，新一代方言人其实已经在大面积消失——对不起，叔叔，我们只会说普通话，和英语。孩子们终会长大，伴随着父辈祖辈离去的，就是现在尚流转于我们口耳之间的方言了，同着千百年形成的声韵调、词汇、语法范畴，关灯谢幕。 推普是好的。但没有方言保护的推普，可能会在实施中变味。笔者在中小学工作过，目睹和领略过一种推普，叫做摧毁方言自信、地域自信。从教育部门领导，到讲台上的老师，他们曾成功地让“方言很土、很低俗”、“说普通话很有文化”的观念在那时的青少年心中着床，成功地催眠了他们的自卑心理，这些人中的“成功者”已经不在家里和孩子、伴侣说家乡话了。心理暗示力量已很强大，再加上更为“操作性强”推普手段，例如在学校中实行说方言监督举报、将抽烟和说方言者一起公示等等，方言退行和消失已经在数日子了。 正如一些语言学家所倡导，共同语的扩张和方言的保留与发展毫不违和，并行不悖不是梦。这不仅有人类语言能力、认知作为心理基础，而且也有不少的世界语言保护和复苏（如阿依努语、现代希伯来语等）的成功先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先后做了两件大好事，一是推普，二是“语保”，后者也被昵称为“语宝”，可以看出国家和人民对于地方语言文化宝库的珍惜热爱。2015年，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信司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工程，覆盖语言点和方言点的密集、广泛程度超过历史上所有方言和语言调查总和，中国这片语言多样性如天空上灿烂的繁星。现在有一些方言点已经开始收获成果了！这些成果以声音、音像、文字、图片各种形式将永久保存，历久弥新，等待科学家、艺术家拆封研究、借鉴。笔者荣幸参加了部分培训工作，感受到这次工程中的热情与严谨。语保工程同时唤起了方言人心中的方言自豪感、地域自豪感，开始大嗓门地向我们输送方言鲜活的示例了，这种影响是走心的，不限于口耳。因为归根到底，人民群众才是方言保护重任的切实执行者。经常在本地域内的日常生活中使用方言，尤其是和下一代用方言交流，让他们在自然语言习得状态下学会本方言，这在以前是自然状态，而现在则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意识和责任。语保工程在唤醒这样的责任意识。其实想想，成为一个具有丰富词汇量、地道得“掉渣”的发音的母语人，这丝毫不影响他对于共同语和其他外语的习得。多学一种方言、语言，你在看世界时又多了一扇窗子，何乐而不为？ 江南塞北，河东陇西，说的唱的，声声悦耳。然而唱歌的人少，说话的人多。每个人都是自己方言的朗读者，倾听者，代言人。当你叙述家乡的故事，抒发思乡的情感，不妨用家乡的方言试试，你会蓦地体会到那种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那种神秘的形式和意义的一一对应，会体会到身份认同；你会庆幸，因为你不必等到母语行将消失前夜才顿悟她的珍贵。假如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口舌只能发出字正腔圆的“通语”，还夹杂着“4A式”英语，不知会不会在虚荣心褪去后，隐隐感觉到失语者的痛苦，就像诺奖作家阿契贝看到家乡尼日利亚伊博族村落在英语话语体系中被矮化丑化时所感觉到过的。 作者简介 唐正大，男，1973年生，陕西永寿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语言类型学、汉语语法学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