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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国语文》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裁判长。1958年8月生于江苏无锡。在香港城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刘丹青从本科开始从事汉语语法和方言的研究，从跨方言语法比较拓展到类型学视角的跨语言跨时代研究，研究对象覆盖古今汉语、吴、江淮、徽、粤等几大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及外国语言。研究领域以语法为主，兼及语音、词汇语义、文化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唐正大：您的研究经历比较多样，并已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百数十篇中英文语言学论文，多部学术著作，请您结合研究经历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成果。 刘丹青：我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自选集，大致就是按我心目中的几个学术板块分的，但是几个板块交叉也很多。 从横向看，最大头是语法研究，包括普通话语法和方言语法，其中多数不同程度地具有跨方言或跨语言的视角，可以称为类型学视角的汉语语法研究，有少数几篇是更加集中的语法类型学理论探讨，当然也总是立足于一些具体语言方言的实际材料。在语法方面，还有一些涉及英汉比较、民族语言、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等，尤其是语法化的研究，必然涉及历时的维度。成果方面，除了发表论文，包括5篇在国外期刊和文集发表的英文论文和书评，还出版了《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等著作，其中《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有幸分别被韩国、日本学者翻译为韩文、日文在韩、日出版，我的另一些著作的翻译正在进行中。此外，方言语音研究，汉语词汇（含方言词汇）研究，语言应用研究（如关于译名统一的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也都发表了一些论文。这些领域的研究中，也都充满了交叉。例如我研究吴江话[ɡ]声母字，就用到了语法的视角，指出并无中古音韵地位的[ɡ]声母音节，很多都来自清声母字的清浊交替形态。而汉语颜色词的研究，则主要是为了验证Brent Berlin和Paul Kay的跨语言颜色词共性。我的亲属称谓的系列论文，一方面与语法研究甚至析句法相结合，另一方面又同跨方言的词汇类型做比较；关于“面”“粉”等词语的研究则与跨方言的文化差异有关。从篇幅上看，方言的系统性描写研究其实占了不小的比例，例如，我单独完成了《南京方言词典》和《南京方言音档》两部著作，还合作出版了《徽州方言研究》。这些经历对于锻炼田野调查素养、接触第一手语料非常重要。  从个人学术的纵向发展看，大致可以分为这几个阶段。 1.语法和方言研究的起点。早期，大致是同时推进的普通话语法研究和方言研究（尤其是方言语法研究），其中的跨方言跨语言视角成为两者的交汇点。我最早的两篇在本科期间完成、80年代初公开发表的论文，一篇涉及对称格式的语法特点，一篇涉及吴江方言声调（和张拱贵教授合作），大致预示了以后的主要研究方向。硕士毕业前后，我还参与过一部中型语文词典的编纂，后来因为编纂的原则有改动，不符合我当初参与构想的一些改革理念，我放弃了署名。 2.语言和文化、社会的研究阶段。1988-1989年，我赴美进修访学期间，重点学习了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和文化”课程。我觉得以跨文化研究为特点的文化人类学，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类型学，与语言类型学的理念非常一致。这一段学习强化了我对类型学的兴趣。回国后，发现国内文化语言学正热，但是国内的文化语言学较为缺乏人类学的跨文化跨语言眼光，因此这段时间，我以人类学的跨文化视角写了多篇语言与文化的文章，《论“可数文化”与“不可数文化”——“文化”概念与文化学科研究对象新探》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的《文化研究》转载及《新华文摘》摘录。这阶段的语言文化类文章因为篇幅原因，都没有收入我的自选集。这阶段也写了一些涉及语言的社会规范例如译名规范等问题的应用类论文。 3.以田野调查和方言研究为主的时期。90年代初，因为接连接受了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和《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两大项目中的南京方言点的任务，我集中做了几年方言调查和研究，写出了刚才提到的《南京方言词典》和《南京方言音档》两本书，也进一步结下了与语言所、尤其是《方言大词典》主编李荣先生领导的方言学团队及《方言》杂志和《中国语文》编辑部的缘分（音库的主编是时任《中国语文》主编侯精一先生）。同时参与了日本京都大学平田昌司主持的皖南方言的研究。其中宣州片吴语的调查（我分工调查了一部分泾县方言）后来“无疾而终”，项目转向徽语，我先后调查了黟县和祁门，后来重点分工祁门方言，完成了《徽州方言研究》中祁门部分的撰写，全书在日本出版。这是我较多进行真正的“田野”调查的一段时间（之前在南京的田野调查见不到“田野”，虽然调查的是跟我母语吴语很不同的江淮官话）。完成这些项目后，我连续多年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资助的东南方言研究计划，写出了几篇方言语法论文，收在香港和内地出版的东南方言比较研究系列论文集中。其中主要是吴语语法的，但是也有跨方言比较的，例如《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一文。这一阶段的两篇吴语语法论文获得了面向全国语言学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奖”一等奖。  4.语法研究的进一步理论化时期。普通话语法的研究一直在继续。进入90年代后发表了一些更具有理论性的成果，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当时盛行的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观念的基础上，以《汉语形态的节律制约——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一》和《词类和词长的相关性——汉语语法的“语音平面”丛论之二》二文提出语音平面的主张，认为汉语语法研究必须特别关注语音节律对形态和句法的制约。二是在李讷和汤普生的主语-话题类型学和汉语话题优先观念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思考，在1995年发表了关于汉语语用优先的文章《语义优先还是语用优先──汉语语法学体系建设断想》。 5.更加国际化的类型学研究。1995年，我首次去香港访问一周，先后在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做了学术报告，其中在城市大学的报告让我与后来的博士生导师徐烈炯教授结下了学术缘分。次年（1996）上半年，我就去香港城市大学做了5个月的合作研究，主要成果就是1998年出版的徐先生和我合著的《话题的结构与功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和我的博士指导组成员、类型学家罗仁地（Randy LaPolla）教授的指点下，以及在赴德国访问研究并与Bernard Comrie、Dieter Gasde等学者的交流中，我更加关注国际语言学理论的进展，尤其是类型学的发展。由此，可以认为我进入了另外一个学术阶段，即在更加国际化的类型学背景下进行汉语及跨语言跨方言跨时代的语法研究。从那时以来的研究都可以归入这一个阶段。空间上经历了南京师大、上海师大、香港城大、社科院语言所这几个单位。这阶段的具体成果，学界就更熟悉一些了。此外，我在近年来也更多参与了一些语言的社会应用领域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包括主持国家语委的普通话审音课题，从第一届起连续多年担任央视“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裁判长，参加了在我国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语言大会，并发表了论语言能力和语言教育的应用性论文。 无论横向分还是纵向分，跨语言跨方言的思路是贯穿其中的主线。  刘丹青研究员部分专著 唐正大：语言类型学注重跨语言比较的研究方法，和单一语言研究有什么样的关系？ 刘丹青：单一语言内部的精细描写和类型学的跨语言比较，都是人类认识自身语言必须要做的工作，缺一不可。 从理论和方法上说，两种研究是互补的。虽然各人实际从事的研究可以有所侧重，但理想的状况是，从事单一语言研究的人，能够有跨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成果作为背景参照，而主要从事类型学研究的人，也要做一些单一语言的深度研究。 类型学可以为单一语言的精细描写提供理论上的框架，单一语言的精细描写是类型学跨语言研究的材料基础。有了类型学已知成果做背景，研究单一语言的学者才能更好地了解他所发现的现象和规律，哪些是人类语言普遍具有的属性，哪些只是该语言或部分同类语言的特点。在缺少类型学背景的单一语言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分不清这两者的情况，例如，把某种语言特有的现象上升到人类的认知规则、功能规则等等，或者把共性的东西当作特色来强调。 反过来，假如只一味地做大规模跨语言比较，甚至弄出很多数学模型等等，却从未进行过、或忽视单一语言的深度研究，那么很容易迷失在材料和数字的海洋中，对多语种原始材料的可信度缺少鉴别力（有经验的深度研究者容易看出哪些描写是可疑的，会去进一步核实），对获得的统计结果的合理性缺乏判断力。 我从大学本科开始喜欢语言学，同时对语法研究、方言研究和语言学理论感兴趣。当时的语法研究是普通话语法研究的同义词，一定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我从一开始就觉得，眼光局限于单一语码的语法研究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片面的。看《语言学概论》等理论著作，重要的理论体系都建立在跨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另一方面，我从小喜欢学说我能接触到的不同的方言，以我当时的语法知识，我就感觉到，即使是很近的方言之间也存在语法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被学界严重低估。更重要的是，针对很多在普通话语法中的观点和争论，如果多用一些方言材料做参照，马上能获得很多启发，甚至觉得有些问题不成问题。这使得我认识到多语种研究是语法学不可或缺的视角。因此，我在本科期间就写了吴语与普通话语法比较的论文，包括本科毕业论文，后来以此参加江苏省语言学会的年会，被收进文集。在当时，方言语法是极少有人关注的领域，但我觉得这是将语法研究与方言学和类型学研究结合起来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无论寂寞还是热闹，方言语法成为我几十年来一直沉浸其中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我进行类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托。  唐正大：请问可以怎样理解您倡导的语言库藏类型学和当今语言类型学之间的参照关系？ 刘丹青：语言库藏类型学本质上仍是语言类型学内的一个分支流派。库藏类型学在坚定的跨语言立场、蕴含共性和四分表空格的追求、共时和历时的结合、跨语言验证及其分布统计等等方法论层面，都是遵循语言类型学的典型范式的。库藏类型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对于形式和意义关系的认识上。库藏类型学在承认传统上持有的语义及语用对语言形式的决定或制约作用的同时，强调要更加全面地看待形式和意义的双向互动关系，强调作为学科分工要更多承担起关注形式对意义的反作用的任务。形式，就是语言库藏，以及库藏成分的显赫程度。在这点上，与其说库藏类型学跟当前类型学有一些不同，不如说是库藏类型学与包括类型学在内的所有当代语言学流派有一些不同。以往的语言学各流派，大致都认为或默认：人类语言的语义范畴是相同或相近的，不同的是表达这些语义范畴的语法手段。类型学传统的语言调查，也是从语义出发去调查不同语言的语法手段，这种调查视角强化了传统的形义关系观。而语言库藏类型学认为，人类语言间在交际上等值的内容（相同的“意思”，翻译时的意译），在语义范畴上可能等值，也可能不等值，取决于不同语言所拥有的形式库藏和库藏所表范畴的显赫程度。特定语言中既已形成的显赫范畴，其表达手段常常具有强大的扩张能力，能用来表达在其他语言中用其他语义范畴的手段表达的东西，从而形成交际“意思”等值或大致等值而语义范畴不同的情况。用这种观念来研究，不但能使语言学的形式意义观更加全面地反映跨语言的实际，而且有望为翻译、第二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等应用领域提供更加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在方法论上，库藏类型学跟类型学常规做法相比，更多强调跨语言的深度对比。因为库藏地位、显赫程度及扩展能力等库藏类型学关注的课题，在一般性的简单描写中是得不到充分展示的。库藏类型学必须借助多种语言深度研究的成果。因此在当今对于世界语言的描写的细度、深度背景下，库藏类型学不太适合做非常大规模的跨语言比较，而是比较适合在几种、十来种或几十种语言间进行深度比较。我和我的研究团队的已有研究实践表明，这样规模的跨语言研究比较能达到库藏类型学的理论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